黃河借鑒‖辛巳之變與南宋文壇趨向（上）
文學與世推移，既有長時段的緩慢演變，也有較劇烈的風動波震。12世紀早期的靖康之難與宋室南渡，堪稱歷史重大事件及時代劇變引起文學變化的典型，與唐宋轉型綰合的兩宋變化也成為學術研究的經典課題。而時間往后再推演30余年，至1161年，由金主完顏亮南侵造成的辛巳之變，給南宋文學帶來的變化卻如滄海一瞬，湮沒在南渡以來的歷史洪流中，尚未引起學界充分關注。事實上，如果說宋南渡文學發(fā)生于靖康之難，又摧折于紹興和議，以“難”為時代特征，那么南宋政治文化與文學再次轉變并走向中興的契機則是辛巳之變，而“變”的精神成為其時代底蘊。本文即聚焦于1161年的歷史剖面，深入文學史的細部，并展開延伸觀察，發(fā)掘辛巳之變與南宋文壇發(fā)展趨向的關系，探討此一歷史變局對南宋文人、文壇及文學產生的深遠影響。
一、 辛巳之變：南宋政治文化生態(tài)與文人命運激變
南宋紹興三十一年（1161）的辛巳之變，是金主完顏亮謀劃策動的結果。完顏亮于金熙宗皇統(tǒng)九年，即紹興十九年（1149）弒君自立，紹興二十三年（1153）由上京遷都燕京，幾年后建宮室于南京（即汴京），紹興三十一年六月遷都汴京，九月即親率數(shù)十萬人從川陜、江淮及海路大舉侵宋，全面引發(fā)宋金戰(zhàn)爭。這一重大事件歲在辛巳，宋人習稱“辛巳之變”。其中有三個關鍵節(jié)點：一是完顏亮南侵次月，金東京留守完顏雍就即位于遼陽，是為金世宗，完顏亮實已陷于孤立，同月宋高宗下詔親征；二是十一月上旬虞允文在安徽采石督兵擊敗完顏亮渡江大軍，完顏亮率部逃往揚州；三是十一月下旬完顏亮逼迫金兵渡江，被部下弒于揚州，金兵大部退回北方，金廷遣人議和，其后至次年宋金在江淮等地仍有爭奪，但再無大規(guī)模戰(zhàn)事，紹興三十二年（1162）六月疲于應付的宋高宗禪位孝宗。
要考察辛巳之變造成的文壇變化，需追溯宋室南渡以來的政治文化與文學生態(tài)。靖康之難后宋代社會遭巨大破壞，史稱“渡江初，大議惟和戰(zhàn)”。但紹興八年（1138）前后高宗秦檜等就開始推行集權專制、息兵議和國策，紹興十一年（1141）與金簽訂和議。高宗君臣以“清靜”為國是，務偏安之事實，全面實施專制高壓。如政治上禁言恢復，禁論變法，學術上斥王安石之學，禁二程之學。同時高宗認為儒者以達世務為有用，輕視文學，宣稱“不用文華之士”。據(jù)《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紹興辛巳前高宗朝輕文之舉就很多，更甚者是持續(xù)不斷的文禁。如紹興四年（1134）高宗以王安石《明妃曲》“漢恩自淺胡自深”背恩君父，取消其爵位；紹興十二年（1142）秦檜取紹興初其罷相以來詔旨章疏等，稍涉己者，悉更易焚棄；紹興十四年（1144）知藤州周某誘李光唱和，密獻其諷和議者數(shù)篇于秦檜，檜令言者論之；紹興十八年（1148）趙鼎、李光貶海南，胡銓賦詞言之，亦遭彈劾編管；紹興二十四年（1154）右正言王珉奏魏安行、洪興祖刊行異說書籍，二人被貶斥；紹興二十九年（1159）朝廷禁私文，詔州縣書坊不得擅行刊印文字。類似文禁事件在文獻中還多有記述。
和議國策與君相集權、文化專制與輕文取向，構成南宋辛巳前夕政治文化生態(tài)的基本特征，對文壇格局與文人心態(tài)產生深刻影響。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貶謫之士。南宋定策和議以來，“竄逐者相望”。辛巳前貶謫很多重要文人，如李綱、向子諲、趙鼎、李光、呂本中、胡銓、王庭珪、曾幾、李彌遜、張九成、黃公度、朱敦儒、張浚等，貶謫文學成為突出主題。二是奔競之士。紹興初李綱論“近年士風尤薄，隨時好惡，以取世資。不顧國體，惟欲進身”。秦檜當國后“日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圣政之美，故言路絕”。學者嘗論紹興和議期間的奔競與山林之士，雖不乏守節(jié)者，但文壇精神風貌總體是委頓的。三是畏禍心態(tài)。薛季宣記其父卒時，值秦檜任相，其伯父作行狀，“于事不敢加詳”，其兄集錄遺書，“懼為家族之禍，故如《議和札子》、《請岳相飛書》之類，皆別匱藏貯”。洪適記其父洪皓使金被羈期間纂《松漠紀聞》，歸宋時懼被搜獲而焚之，南歸后論事忤秦檜，諸子不敢言北方事，不久復有私史之禁，及秦檜卒，洪適才鳩拾殘稿為一編。薛氏、洪氏家族事跡，可見時人遭遇文禁的普遍畏禍心態(tài)。
就在宋廷偏安與士林喑黯之際，爆發(fā)辛巳之變，南宋政治文化生態(tài)與文人命運由此發(fā)生急劇轉變。首先，南宋茍安夢碎，“清靜”國是斷裂，救時復國成為時代主題。自紹興和議后南宋統(tǒng)治者耽于偏安，“銷鑠其士氣和民心”。如紹興二十八年國子司業(yè)黃中使金還，言金修治汴京，宜早為備，高宗甚驚，但并無舉措，宰相湯思退甚至欲治其罪，直至辛巳，聞金秣馬厲兵，高宗始首肯黃中之言。辛巳五月金遣使揚言無禮，索取淮、漢等地，宋廷遂感形勢嚴峻，急召宰執(zhí)及三衙帥臣商議舉兵，詔諸路守臣隨宜應變；又命吳璘、王剛中處置川陜軍事，汪澈、劉锜等進軍江淮，并命江、浙諸州沿海備御。辛巳九月完顏亮率主力直逼江淮，高宗初欲逃避海上，因宰相陳康伯、帥臣楊存中等堅持，辛巳十月始定策親征，標志南宋國是丕變。
其次，宋廷因辛巳之變，不再盲信和議、諱言恢復，政治高壓與文禁松動，文人士大夫言路扭轉。史稱“宋之立國，元氣在臺諫”。但紹興中秦檜每薦臺諫，必先諭以己意，“自檜主和，朝論諱言兵”。黃榦稱“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氣”。秦檜卒后朝士建議廣開言路，狀況稍變。及辛巳遭危，言路益開。朱熹稱紹興中“士大夫懷安成習”，言不可茍和者“惟胡右史銓、張尚書闡”，卻皆被打壓，至辛巳春，張闡建言“守要害，防海道”，則為高宗嘉納。南渡名士曾幾久遭貶斥，辛巳歲為敷文閣待制，時有欲乞金退師者，他上疏反對說“正當嘗膽枕戈”，恢復中原，高宗“壯之”。王十朋、虞允文、汪澈、葉義問、吳芾、陳俊卿、汪應辰、杜莘老、唐文若等朝士皆建言獻策，多為高宗接受。布衣何宋英也上書論備御之計。可見辛巳變局中南宋文人為國直言的風氣，如星星之火匯成燎原之勢。
再次，因辛巳之變，宋廷召還起用一批富有人望、銳意恢復之士?！端问贰酚浭鲋T多紹興中不附秦檜或和議而遭斥的“中朝賢士”，如趙鼎、呂本中、張九成、王庶、胡銓、陳剛中、曾開、朱松、胡珵、張擴、凌景夏、常明、范如圭、張燾、晏敦復、魏矼、李彌遜、梁汝嘉、樓炤、蘇符、蕭振、薛徽言、尹焞、馮時行、張浚、徐俯、連南夫、岳飛、汪應辰、樊光遠、韓紃、毛叔慶、張行成、洪皓、胡舜陟、張邵、黃龜年、白鍔、張伯麟、解潛、辛永宗、李光、胡寅、吳元美、安誠、惠俊、劉允中、王循友、方疇、魏安行、洪興祖、沈長卿、芮燁等，乃至僧人清言、宗杲，“一時忠臣良將，誅鋤略盡”。但因辛巳之危，朝野紛紛建議起用主張恢復的代表人物張浚、劉锜等。太學生也踴躍進言，推舉張浚、張燾、胡銓、辛次膺等人。宋廷遂于辛巳六月以劉锜為江淮浙西制置使；十一月以張浚判建康府，“浚起于廢黜二十年之后，復當重寄，風采隱然，軍民恃以為重”。同年，久被編管的錚臣胡銓許自便，已故名臣李光也追復官位。
總之，辛巳之變促使南宋政治文化生態(tài)與文人命運激變，極大激發(fā)了文人報國圖治的熱忱，形成進取昂揚之風。翌年高宗禪位，次年孝宗建元“隆興”，初意“務隆紹興之政”，后又“合建隆、紹興之義”，所隆之政，定非紹興辛巳前的茍安國策，而是辛巳之變后銳意進取的新政。史稱“隆興之初士氣激昂”，實即肇始于辛巳之變，這種政治文化生態(tài)與士風轉變，持續(xù)影響約半個世紀，成為締造南宋中興之治，推動文壇代變的基礎。
二、文壇動態(tài)：從戎報國之士與后方文人的群體自覺
楊炯《從軍行》說“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道出古代進取文人的一種理想，而真要從戎報國，還需歷史契機。紹興辛巳就是這樣一個天降斯任的重要時刻。南宋耽于和議二十年后突遭覆國之虞，高宗被迫親征，許多文人卷入戰(zhàn)爭，涌現(xiàn)不少從戎報國之士，可謂英雄之秋。
其一是參與宋高宗辛巳親征、扈從視師建康的朝廷士人。代表為陳康伯、吳芾、洪邁、劉珙、趙眘等。陳康伯為宣和進士，紹興二十九年拜相，有《陳文正公文集》。辛巳歲他以宰相主持防御，堅決反對高宗出逃海上，請下詔親征，又以虞允文參謀江淮軍事，后虞允文敗完顏亮于采石，與他知人善用密切相關。朱熹論“謝安之于苻堅，如近世陳魯公（康伯）之于完顏亮”；羅大經稱“周瑜赤壁、謝安淝水、寇萊公澶淵、陳魯公采石，四勝大略相似”。吳芾紹興初進士登第后不附秦檜，辛巳歲召為監(jiān)察御史，力勸高宗親征，扈從至建康，始終剛直敢言，有《湖山集》。洪邁、劉珙突出事跡是合撰《辛巳親征詔》，而陳康伯審定。洪邁為四六名家，辛巳歲任樞密院檢詳文字；劉珙辛巳歲為起居舍人兼權中書舍人、直學士院，“詔檄多出其手”。他們所撰親征詔頒于十月，述靖康失國之痛、百姓流離之悲，號召士民勠力報國，情理并重，慷慨陳詞，提振士氣，影響深遠。趙眘即翌年登基的孝宗，時為建王，扈駕親征，史載“金人窺伺江淮，一時宿將莫不震怖惕息，獨王處之恬然不懼”。大軍經京口，他賦《題金山》說“屹然山立枕中流，彈壓東南二百州?？裉攣砼R須破膽，何勞平地戰(zhàn)貔貅”，其詩“辭壯而旨深，已包不戰(zhàn)而屈人兵之意”。
其二是親赴戰(zhàn)場督兵或入幕從戎的士人。代表為虞允文、王剛中、陳俊卿、汪澈、王質等。虞允文紹興三十年（1160）冬借工部尚書使金賀正旦，見金運糧造舟，即建議朝廷防備，除中書舍人。辛巳歲完顏亮兵臨采石，他參謀江淮軍事，赴江上犒師，見守將兵敗罷去，接替者未到任，即動員萬余潰散將士連日奮戰(zhàn)，阻止金兵渡江，完顏亮大敗，逃往揚州后被弒。他創(chuàng)立奇功，名將劉锜執(zhí)其手說“今日大功乃出于一儒者”；《宋史》論“允文采石之功，宋事轉危為安”。王剛中為紹興十五年（1145）進士，久外任，秦檜卒后，除中書舍人，出知成都府、制置四川，賦《灘石八陣圖行》等詩述安邊之志，辛巳秋金軍犯大散關，他夜馳二百里，責吳璘集師防御，取得大捷。陳俊卿辛巳歲為殿中侍御史、權兵部侍郎，完顏亮渡淮，他受詔整頓浙西水軍，宋將李寶藉水師北上，取得膠西之捷，他又至淮東治理堡砦，屯田練兵。汪澈辛巳歲除湖北、京西宣諭使，防御荊襄，入為參知政事，有文集二十卷。王質辛巳歲為汪澈幕屬，次年張浚都督江淮，也召其入幕，史稱他“鯁亮不回，且文學推重于時”。
其三是南宋地方與中原歸正的報國士人。代表為尤袤、謝諤、洪適、洪遵、薛季宣、葛邲、辛棄疾等。尤袤辛巳歲為泰興縣令，泰興在江北，外城殘于戰(zhàn)火，他召人修筑，“已而金渝盟，陷揚州，獨泰興以有城得全”，百姓為其立生祠。謝諤紹興二十七年（1157）登第后攝撫州樂安尉，辛巳歲宋軍往來境上，他“選行縣事，有治辦聲”。洪適、洪遵紹興中同登博學宏詞科。辛巳歲洪適提舉江東常平茶鹽公事，請朝廷召回流離百姓，建議聯(lián)絡中原義士，擢戶部郎中、總領淮東軍馬錢糧，盡職盡責。洪遵辛巳歲知平江府，李寶率水師在膠西海戰(zhàn)獲勝，“凡資糧、器械、舟楫皆遵供億”，他還請朝廷歸還民間商船、水手，“吳人德之”，洪氏兄弟文名滿天下，報國亦多。薛季宣辛巳前夕任武昌令，建言劉锜重視鄂州守備，辛巳之變中與百姓共進退，“人心不搖”。葛邲為詞人葛勝仲之孫，有文集二百卷，辛巳歲任建康上元縣丞，“調度百出，邲不擾而辦”，為留守張浚器重。辛棄疾則是中原歸正士人代表，辛巳歲“鳩眾二千，隸耿京為掌書記，與圖恢復”，次年正月至建康見高宗，授右承務郎，耿京為叛將張安國所害，他率騎入金營擒之南歸?！端问贰焚澠?/span>“知大義而歸宋”。
辛巳之變中，南宋還有諸多后方文人，如胡憲、曾幾等南渡名臣，及朱熹、王十朋、汪應辰、周必大、馮方、查籥、李浩、陸游、范成大等后起之秀，憂時恤國，前赴后繼，彰顯了國家危難激發(fā)的群體自覺。
胡憲為南渡著名學者，福建崇安人，秦檜執(zhí)政時期多家居，辛巳前一年他七十五歲，被召為秘書省正字。時朱熹居福建，有《與籍溪胡先生》論時勢，望朝廷起用主張恢復的士人領袖。年底胡憲上書朝廷，請用張浚、劉锜，辛巳正月奉祠，館閣友人王十朋、汪應辰、周必大等送行，分韻賦詩，贊其救時之舉和行道情懷。辛巳之變前后王十朋為秘書郎兼建王府小學教授，屢次建言朝廷進賢退奸，積極備御；同時馮方、胡憲、查籥、李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為《五賢詩》述其事。辛巳之際朱熹始終關注前方形勢，完顏亮被弒后，他還致信同知樞密院事黃祖舜，建議朝廷治理積弊，重用張浚等人，期待“還反舊京”。辛巳歲劉锜受命節(jié)制諸路軍馬，范成大致賀啟說“人喜謝安之起”。南宋諸多名士對國事的共同關切與努力，促使劉锜、張浚等先后被朝廷起用。
名儒曾幾辛巳歲上疏論事，史稱其“積學潔行，風節(jié)凜凜，陳嘗膽枕戈之言，以贊親征，亦壯矣”。陸游十八歲從曾幾游，深受其熏陶，辛巳歲為敕令所刪定官，同年六月湖北京西宣諭使汪澈召陸游入幕，惜未成行，九月黃祖舜為同知樞密院事，陸游致賀啟表報國決心，又入對，面請高宗北征。辛巳冬他一度罷職返里，時曾幾寓會稽，他屢往謁見，其《跋曾文清公奏議稿》稱“紹興末，賊亮入塞，時茶山先生居會稽禹跡精舍，某自敕局罷歸，略無三日不進見，見必聞憂國之言”。曾幾亦有《雪中陸務觀數(shù)來問訊用其韻奉贈》說“江湖迥不見飛禽，陸子殷勤有使臨。問我居家誰暖眼，為言憂國只寒心”。曾幾、陸游師生的交往活動，可見時代劇變中南宋文人愛國精神的薪火相傳。
當然，辛巳之際也有文人表現(xiàn)出與英雄志士相悖的懦弱退縮。如周麟之、徐嚞等。周麟之紹興二十九年以翰林學士使金，作使金詩多首，次年同知樞密院事，辛巳六月金遷都汴京，宋擬遣使稱賀，他慷慨請行，后聞局勢將變，遂大恐，百般推辭，被責居筠州。宋改遣樞密都承旨徐嚞、知閤門事張掄出使，見金使，徐嚞“戰(zhàn)灼無語”，甚失國體?！端问贰贩Q建炎紹興年間“凡使金者，如探虎口”。這也反襯出辛巳之變中投身報國文人鼎新士風之可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