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年間(1862-1874年),新疆地區(qū)因浩罕汗國阿古柏入侵、俄國強占伊犁陷入分裂危機。時任陜甘總督的左宗棠是清廷內(nèi)部最早明確提出“收復新疆”的核心人物,他的主張引發(fā)了清廷關(guān)于“塞防”與“海防”的重大分歧,最終為光緒朝左宗棠收復新疆奠定了政策基礎。
一、左宗棠在同治年間的收復新疆主張:從“平亂”到“固邊”的戰(zhàn)略推進
左宗棠對新疆問題的關(guān)注始于同治初年,其主張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隨新疆局勢惡化逐步明確,核心圍繞“先平陜甘、再復新疆”的戰(zhàn)略邏輯展開,可分為三個階段:
1. 同治六年至七年(1867-1868年):初步提出“新疆不可棄”
1867年,阿古柏在新疆建立“洪福汗國”,控制南疆及北疆部分地區(qū),新疆分裂局勢初現(xiàn)。此時左宗棠正率軍平定陜甘回變,雖未直接介入新疆,但已在奏折中提出**“西北邊患,必當早圖”** 的觀點。他在給清廷的奏疏中指出,新疆是“中華西北屏障”,若任由阿古柏割據(jù),俄國、英國必趁機滲透,屆時“陜甘無寧日,京師亦受威脅”,首次明確表達了“新疆不可棄”的立場,主張待陜甘局勢穩(wěn)定后,立即籌備收復新疆。
2. 同治九年至十年(1870-1871年):提出“剿撫兼施,先固北疆”
1870年,阿古柏率軍攻占烏魯木齊,控制北疆大部分地區(qū);1871年,俄國以“保護僑民”為名強占伊犁,新疆危機進一步升級。左宗棠此時已基本平定陜甘回變,立即將戰(zhàn)略重心轉(zhuǎn)向新疆,在《復陳新疆情形折》中提出具體收復策略:
- 軍事上“先固北疆,再取南疆”:主張先集中兵力收復被阿古柏控制的北疆(烏魯木齊、昌吉等地),打通進軍南疆的通道,同時震懾俄國,防止其進一步擴張;
- 政治上“剿撫兼施”:對阿古柏勢力中的頑固分子堅決打擊,對新疆本地各族民眾則“撫綏為主”,避免因戰(zhàn)亂加劇民族矛盾,提出“不分漢回,只問良莠”的政策,爭取民心支持;
- 經(jīng)濟上“屯田籌糧”:建議在陜甘與新疆交界的河西走廊、哈密等地開展屯田,種植糧食,解決軍隊后勤補給問題,避免因“糧道遙遠”影響作戰(zhàn)。
3. 同治十二年至十三年(1873-1874年):推動“海防與塞防并重”
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清廷內(nèi)部“海防”呼聲驟起,部分官員主張“放棄新疆,專注海防”。左宗棠此時連續(xù)上疏,明確提出**“海防與塞防并重”** 的核心主張:他指出,新疆丟失則“西北門戶洞開”,英俄勢力將直逼陜甘,威脅京師;而海防薄弱則“東南沿海危急”,二者缺一不可。他強調(diào),收復新疆所需軍費可通過“節(jié)流(壓縮其他開支)”“開源(整頓鹽稅、厘金)”解決,并非“必棄一保一”,懇請清廷盡快定策,避免新疆局勢進一步惡化。
二、清廷內(nèi)部的分歧:“塞防派”與“海防派”的戰(zhàn)略爭論
左宗棠的收復主張在清廷內(nèi)部引發(fā)激烈爭議,核心分為“塞防派”與“海防派”兩大陣營,分歧集中在“是否收復新疆”“如何分配軍費”兩個核心問題上:
1. 以左宗棠為核心的“塞防派”:堅決主張收復新疆
“塞防派”以左宗棠為代表,支持者包括軍機大臣文祥、陜甘總督衙門官員及部分西北地方官員,其核心觀點可概括為三點:
- 國家安全層面:強調(diào)新疆是“中華領(lǐng)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放棄新疆將導致“邊患無窮”——俄國占伊犁后,已開始向南疆滲透;英國則通過支持阿古柏,試圖將新疆納入其勢力范圍,若不收復,英俄將形成“南北夾擊”之勢,威脅清朝西北邊疆安全;
- 經(jīng)濟成本層面:反駁“收復新疆耗費過巨”的觀點,指出若放棄新疆,需在陜甘增兵設防,長期軍費開支遠超“一次性收復”的成本;且新疆物產(chǎn)豐富(如天山南北的糧棉、礦產(chǎn)),收復后可通過“屯田”“通商”補充財政,并非“無用之地”;
- 政治統(tǒng)治層面:認為放棄新疆將損害清廷“天朝上國”的統(tǒng)治權(quán)威,導致邊疆各族民眾“離心離德”,甚至引發(fā)其他邊疆地區(qū)(如蒙古、西藏)的效仿,加劇國家分裂風險。
其中,軍機大臣文祥的支持尤為關(guān)鍵——他在朝堂上多次力挺左宗棠,向慈禧、同治帝陳說“新疆丟失的危害”,最終推動清廷初步認可“收復新疆”的必要性。
2. 以李鴻章為代表的“海防派”:主張暫緩或放棄新疆
“海防派”以直隸總督李鴻章為核心,支持者包括部分沿海督撫(如兩江總督沈葆楨)及朝中保守官員,其觀點基于“國力有限、優(yōu)先保東南”的現(xiàn)實考量:
- 軍事重心層面:認為“當前最大威脅來自海上”——1874年日本侵略臺灣雖以妥協(xié)告終,但暴露了清朝海防的薄弱;而西方列強(英、法、美)均從海上入侵中國,若不加強海防,“東南財賦之地”將被列強控制,清廷財政將徹底崩潰;
- 軍費分配層面:強調(diào)清廷財政枯竭(同治朝經(jīng)太平天國、災荒后國庫空虛),無法同時支撐“塞防”與“海防”兩大軍事行動,主張“暫停塞防,將西北軍費挪用于海防”,具體包括停撥左宗棠的西征軍餉,優(yōu)先建設北洋水師、加固沿海炮臺;
- 新疆價值層面:部分“海防派”官員甚至認為新疆是“茫茫沙漠,無用之地”,收復后“難以治理,耗費軍餉”,不如“封阿古柏為藩屬”,以“羈縻政策”維持表面統(tǒng)治,換取西北暫時安定。
李鴻章在《籌議海防折》中明確提出“新疆不復,于肢體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心腹之患愈棘”,成為“海防派”的核心論點。
3. 清廷的折中態(tài)度:初步支持“塞防”,但未完全定策
面對兩派分歧,同治朝清廷(實際決策者為慈禧)采取“折中觀望”態(tài)度:一方面,認可左宗棠“收復新疆”的必要性,于同治十三年(1874年)任命左宗棠為“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允許其籌備西征,但未明確撥付足額軍費;另一方面,也支持李鴻章的“海防”主張,下令沈葆楨主持福州船政局,籌建新式海軍,試圖“兼顧兩端”。
這種態(tài)度的根源在于清廷“國力有限”與“避免派系沖突”的考量——既不愿完全否定左宗棠(擔心西北局勢失控),也不愿得罪李鴻章(依賴其主持洋務與海防),因此將最終決策推遲至光緒朝。直至1875年(光緒元年),清廷才正式確立“海防與塞防并重”的政策,任命左宗棠全權(quán)負責收復新疆事宜,而這一決策的基礎,正是同治年間左宗棠的主張與“塞防派”的持續(xù)推動。
三、總結(jié):左宗棠主張的意義與分歧的本質(zhì)
左宗棠在同治年間提出的收復新疆主張,不僅是軍事戰(zhàn)略的規(guī)劃,更體現(xiàn)了“維護國家領(lǐng)土完整”的堅定立場,其核心價值在于:駁斥了“放棄新疆”的錯誤觀點,喚醒了清廷對“西北邊疆危機”的重視,為后續(xù)收復新疆奠定了思想與政策基礎。
而清廷內(nèi)部的“塞防”與“海防”分歧,本質(zhì)是晚清“國力衰弱下的戰(zhàn)略資源分配之爭”——并非“要不要邊疆”的對立,而是“優(yōu)先保西北還是保東南”的選擇。這一分歧也反映了晚清統(tǒng)治集團的困境:面對列強環(huán)伺的局面,因財政、軍事能力有限,無法同時應對多線危機,只能在“被動應對”中尋求平衡。
最終,左宗棠的主張雖在同治朝未完全落地,但他通過持續(xù)上疏、籌備軍務,逐步扭轉(zhuǎn)了清廷的態(tài)度,為光緒二年(1876年)正式出兵收復新疆鋪平了道路,成為近代中國“捍衛(wèi)領(lǐng)土完整”的重要里程碑。 #創(chuàng)作挑戰(zhàn)賽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