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識分子在人類文明中有著十分特殊的定位，他們推崇“理性”，并且用在“理論活動”中的貢獻，來分配榮譽、權力和地位等。
知識分子的理性推動了很多理論的發(fā)展
久而久之，知識分子們很難擺脫一種可以稱為“理性的自負”的情結(jié)。之所以稱之為一種情結(jié)，是因為知識分子為了維持它，甚至會做出非理性的行為。
例如，雖然當前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都贊成“民主”，但是他們內(nèi)心支持的是一種受知識精英控制的“民主”。一旦擺脫了這種控制，他們就會立刻指責“民主”走向了它的反面“民粹”。但是，“由精英控制”實際上已經(jīng)背離了民主的原則。
許多知識分子并非沒有意識到其中的悖論，但是他們寧愿背負這種理論上的不協(xié)調(diào)，也不愿意放棄對民主的解釋權。這就是“理性的自負”導致知識分子出現(xiàn)非理性行為。
對于知識分子來說，理想的行動模式總是要先找到正確的理論，再按照理論指導實踐，人類社會就能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
這種先辨經(jīng)再行動的特點，已經(jīng)成為了知識分子根深蒂固的信仰，即使歷史經(jīng)驗表明真實的人類社會演變并不是如此發(fā)生的，也阻擋不了他們將歷史回溯性地改變成自己想象的模樣。
例如，英國的《大憲章》被認為是一份影響了世界政治文明進程的偉大文件。它上承英吉利民族精神，下啟法治文明之先河，將不可一世的王權關進了籠子里，奠定了英國君主立憲制的基礎。它的出現(xiàn)與美國憲法一起構成了人類法治史或政治史上的里程碑，照耀著人類向著偉大、光榮、正確的道路前進。
《大憲章》
然而，在真實的歷史進程中，《大憲章》在簽署后的長達400年間，大多數(shù)時候只是一張無人問津的廢紙，更加沒有像燈塔一樣指引著人們前仆后繼。
直到17世紀初，資產(chǎn)階級領導者出于跟舊秩序越來越重大的經(jīng)濟利益沖突，才重新翻出這份文件。最終，資產(chǎn)階級斗爭的勝利，回溯性地賦予了它崇高的地位和神圣的意義。
也就是說，真實的歷史并不是先由某種理論點亮了人類精神世界的燈塔，推動人們改造了這個世界；恰恰相反，當人類社會經(jīng)濟基礎層面的變動已經(jīng)基本完成，甚至新舊勢力的斗爭勝負已分時，新的精神世界燈塔才會被人點亮。而知識分子作為守塔人，往往總是姍姍來遲。
1. 誕生（13世紀簽訂—15世銷聲匿跡）
公元1199年，約翰王（King John）繼承了英國王位。為了控制法國附近的一塊飛地，他野心勃勃地發(fā)起了對法國的戰(zhàn)爭。
約翰王
連年的對外戰(zhàn)爭耗盡了國庫。不過，約翰王不但沒有放棄，反而變本加厲，深陷戰(zhàn)爭的泥潭。
到了1215年，約翰王幾乎喪失了在法國的所有領地，被嘲諷為“失地王”。
為了維持軍費開支和彌補戰(zhàn)爭虧空，約翰王通過各種手段，不斷向貴族們征收各種稅費，終于激怒了封建貴族們。
于是，一部分英國貴族聯(lián)合起來發(fā)動叛亂，攻占了倫敦。約翰王走投無路，只能在貴族的刀劍下妥協(xié)。
1215年6月15日，在溫莎附近的蘭尼米德（Runnymede），約翰王被迫簽署了一份名為《自由大憲章》（Magna Carta）的文件。
1215年約翰王被迫簽署《自由大憲章》
從技術上看，簽署這份文件只是約翰王為了緩解局勢的權宜之計。
貴族撤軍后，約翰王便迅速給教皇英諾森三世寫信，詢問羅馬教廷對《大憲章》的意見。
1215年8月24日，英諾森三世收到約翰王的信件，立刻頒布“教皇通諭”，稱《大憲章》是在脅迫下簽署的，是非法的、不公正的，是英國人的恥辱，并宣布《大憲章》永久無效。
英諾森三世在收到信件后立即頒布了“教皇通諭”
教皇甚至下令，將那些逼迫國王簽署《大憲章》的貴族革除教籍，處以絕罰。
當時還沒有出現(xiàn)獨立的知識分子群體。在那個宗教影響力巨大的時代，教皇的意見就代表了歐洲大部分有學識的人對這件事的看法。
不過，即使是世俗社會有一定文化素養(yǎng)的群體，例如法官、作家、宮廷記錄員等，也認為《大憲章》不具有操作性，反而可能會導致進一步的戰(zhàn)亂。
《大憲章》第61條款是所謂的“安全條款”。這一條款規(guī)定，由25位男爵組成的委員會可以監(jiān)督國王是否遵守憲章，有權凍結(jié)國王的財產(chǎn)，并在極端的情況下，可以控制國王的人身自由。
英國歷史學家威爾弗雷德·沃倫（Wilfred Warren）評價這一條款“粗糙且具有破壞性”，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內(nèi)戰(zhàn)。
果不其然，約翰王從歐洲大陸招募了一批雇傭兵，再次與英國貴族們開戰(zhàn)。
第一次男爵戰(zhàn)爭
這一次，難以招架的英國貴族為了贏得與約翰王的戰(zhàn)爭，早就把所謂的《大憲章》精神拋在了腦后，不惜宣誓向來自法國的新王效忠，請求他發(fā)兵干涉英格蘭局勢。
幸運的是，約翰王在這次內(nèi)戰(zhàn)中死于疾病，英國貴族們才終于躲過了后來被“太陽王”路易十四驚嚇的命運。
不過，那批負責監(jiān)督執(zhí)行《大憲章》的20多名男爵，大部分都以向王室投降被俘而告終。
從當時的視角看，這實際上是一場失敗的貴族叛亂。貴族們逼迫約翰王在《大憲章》上簽字這一情節(jié)，除了帶有一點爽文屬性，并沒有給這場叛亂帶來特殊的含義。
從當時歐洲的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條件來看，國王和封建貴族制還十分牢固，而且還要再牢固好幾百年。
英國之所以提前上演了《大憲章》，更多是因為當時國王的能力太糟糕了，制造的一種機緣巧合。
這就像中世紀學者在擺弄字母和數(shù)字的游戲中，不小心拼出了質(zhì)能方程，當時并沒有人去理解這其中可能蘊含著深刻的含義。
在那個宗教文化興盛的時代，基督教道德和騎士精神仍然是社會的主流。中世紀文人最常見的文學題材之一就是國王虧待了騎士，但騎士仍忠于國王。
騎士精神
英國貴族們的行為在當時以及此后的幾百年仍然是以叛亂的形象流傳于世。約翰王得到教宗的支持后，甚至直接宣稱與叛軍作戰(zhàn)就是在打十字軍圣戰(zhàn)。
之后，英國國王和貴族的斗爭還在反復上演，《大憲章》本身也被刪減了很多重要條款，最終變成了一個對雙方都不痛不癢的擺設。
到了十五、十六世紀，統(tǒng)治英國的都鐸王朝還經(jīng)歷了一段強化中央集權和君主專制的歷史。當時正值歐洲的大航海和地理大發(fā)現(xiàn)，為了爭奪海外殖民利益，加強中央集權反而成了對歐洲各國統(tǒng)治者的客觀要求。
期間，《大憲章》更是幾乎完全被遺忘，直到一股新的社會力量活躍了起來。
2. 復活（17世紀）
到了17世紀，歐洲各國在殖民活動和國際貿(mào)易方面的競爭已經(jīng)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
英國內(nèi)部的資本主義生產(chǎn)方式也已經(jīng)發(fā)展到了很大的規(guī)模，壯大了資產(chǎn)階級和新貴族的勢力。
他們希望能夠深度參與到利潤豐厚的殖民活動和黑奴貿(mào)易中，但是國王和一部分大貴族通過特許經(jīng)營制，壟斷了這部分生意。
于是，資產(chǎn)階級和新貴族不再將君主視為自己的代表和保護人，開始以議會為基礎，向國王派發(fā)難。沉寂已久的《大憲章》也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首席大法官愛德華·柯克（Edward Coke）是《大憲章》“復活”運動的核心人物。
愛德華·柯克
他通過對《大憲章》的“開創(chuàng)性”解讀，摘取其中有利的部分進行闡釋，將其從一份保障封建貴族特權的契約，提升為一份代表所有英格蘭人普遍獲得自由和權利的文本。
這種做法有些類似于康有為編撰《孔子改制考》，摘取孔子的只言片語，聲稱其很早就贊同君主立憲制，為維新變法制造輿論。
1628年，英國議會起草了著名的《權利請愿書》（Petition of Right），要求國王將征稅、司法、軍事等方面的部分權力轉(zhuǎn)移給議會。
1628年《權利請愿書》
但是，權力斗爭顯然不會如此輕松。議會派和國王派的敵對導致了一場內(nèi)戰(zhàn)。最終，國王查理一世于1649年被處死，議會派取得勝利。
1649年查理一世因與議會的權力之爭失敗導致被處死
不過，國王派并沒有徹底失勢。
1685年，詹姆斯二世即位，計劃恢復天主教以及國王的權力，與資產(chǎn)階級的利益發(fā)生了沖突。
議會派邀請荷蘭執(zhí)政威廉三世出兵討伐詹姆斯二世，完成了一次政變，后來被英國歷史學家稱作“光榮革命”。
1688年，議會派制定了《權利法案》，確定了議會的最高權力，為英國的君主立憲制奠定了基礎。
1688年《權利法案》為英國君主立憲制奠定了基礎
這時，在光榮革命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的“輝格黨”，開始為議會派的勝利制造“歲月史書”，在神化“大憲章”的過程中居功至偉。
輝格黨人最喜愛的文學類型就是歷史寫作。光榮革命之后，輝格黨人開始大批量建構有利于自己的歷史敘事。
輝格派的作家，習慣將歷史故事或者英雄人物編成小冊子，把輝格派政客塑造成正義的化身，宣揚自己的政見。
輝格派筆下的英國歷史，就是代表自由和正義的議會與代表專制和邪惡的國王派兩條路線的斗爭史，而正義的議會派總是會取得最終的勝利。
輝格派通過“歷史文學”將議會塑造成正義自由的形象
為了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和正統(tǒng)性，輝格黨人用13世紀的《大憲章》來論證英國自古以來就存在一個“古代憲法”約束王權，堅持自由精神的傳統(tǒng)。
這種將歷史當成“史詩故事”的寫法在輿論領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深刻地塑造了英國人乃至全世界的政治觀念。
這群愛好寫（?。┳魑牡摹皻v史學者”甚至成為了史學界的一個流派，被稱為“輝格史學”。
所有“輝格史學家”的主旨都是展現(xiàn)“英國的自由和立憲政府的幸?！保澝烙膬?yōu)越性。
但是，由于這群人為了自己的政治觀點往往任意扭曲歷史，最終遭到了史學界的唾棄?！拜x格史學”也從一個盛極一時的學派，變成了一個貶義詞。
一位“不折不扣的輝格歷史學家”也從一個光榮的稱號，變成了公開羞辱一個人不遵守學術道德，蓄意造假。
然而，“輝格史學”在大眾輿論中造成的影響已經(jīng)揮之不去。它們?yōu)椤洞髴椪隆犯郊拥木窆猸h(huán)，從英國本土擴散到了全世界，來到了北美殖民地。
北美殖民地的獨立以及后來的成功，再次將《大憲章》的歷史地位推上了新的高度。
3. 神壇（18世紀至今）
華盛頓特區(qū)的美國國家檔案館陳列著《獨立宣言》、聯(lián)邦憲法和《權利法案》三份“國寶級”文件。
美國國家檔案館將《大憲章》單獨陳列
同時，來自英國的1297年版《大憲章》則陳列在另一間單獨的展室。美國人將之視為其自由精神、權利意識和憲政文化的重要源頭之一。
獨立戰(zhàn)爭時期，殖民地代表從《大憲章》里提煉出了“無代表，不納稅”的原則，作為反抗英國統(tǒng)治的合法性來源。
但是，美國獨立戰(zhàn)爭在當時的英國看來其實是“殖民地叛亂”。美國人對《大憲章》的理解，在英國人看來顯然是錯誤的，是邪惡的叛亂分子在褻瀆神圣的文件。
兩國的知識分子也對此展開過針鋒相對的討論。
本杰明·富蘭克林、托馬斯·杰斐遜等殖民地意見領袖援引《大憲章》來論證獨立戰(zhàn)爭是正義的，是自由人民反抗邪惡政府統(tǒng)治的一次壯舉。
英國顯然不這么認為。英國著名法學家威廉·布萊克斯通（William Blackstone）在著作《英國法釋義》（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中寫到：“殖民地是征服或讓渡的土地，受母國議會管轄”，因此殖民地援引大憲章為“不當擴展”。
威廉·布萊克斯通認為美國對大憲章的解讀是不當擴展
這里的意思很明顯，殖民活動實際上是英國政府支持下的一種投資活動，母國給殖民者提供武器和保護去外面搶奪地盤，然后收益分成。北美殖民地的反叛行為顯然是想違反當初的投資協(xié)議，逃避稅收和忠誠的義務。
更直白點說，殖民地是搶來的，顯然不是英國結(jié)構的正常組成部分，也無法要求獲得跟本土一樣的待遇。
如果北美殖民地要求獲得同樣待遇的話，那么這片土地上的印第安人和黑人是不是也應該被同等對待呢？
北美殖民地的白人顯然不愿這么做。實際上，如果研究所謂的“美國獨立戰(zhàn)爭”的細節(jié)，可以發(fā)現(xiàn)當時北美的黑人和印第安人反而更多是站在英國政府一方，幫助英國軍隊對抗華盛頓的大陸軍。
因為他們知道，北美殖民地的白人雖然高喊著“自由”和“人權”，但是這其中的“人”并不包含他們。
獨立戰(zhàn)爭中的有色人種并未賦予同等“自由”和“人權”
英國作為《大憲章》的發(fā)源地以及歐洲強國，在當時擁有最高解釋權。但是，英美之間對于《大憲章》的不同理解和爭議，隨著美國的崛起迎來了翻轉(zhuǎn)。
如今的主流觀點，顯然是英國人背叛了《大憲章》的精神，美國人接過了“自由”的大旗，是自由精神真正的繼承者和守護者?！洞髴椪隆芬惨驗槊绹某晒Ρ毁x予了更加神圣的意義。
不過，這種意義實際上是由各種文學作品回溯性地賦予的。在真實的歷史進程中，當時的知識分子們的觀點和討論遠比現(xiàn)在要復雜。
而知識分子的態(tài)度轉(zhuǎn)變，是一個非常有趣的現(xiàn)象。
當獨立戰(zhàn)爭正在進行的時候，英美雙方的觀點實際上很難在理論上討論出對錯。從歷史去看的話，大多數(shù)歐洲的知識分子顯然也不會認為美國一方的觀點是正確的，因為當時很多歐洲國家都在進行殖民活動，它們可不想自己的殖民地也效仿這種叛亂行徑。
同樣，當美國崛起后，也擁有了自己的殖民地，他們跟英國人類似也認為菲律賓殖民地不配按照《大憲章》的自由精神來爭取自己的地位。
當美國成為殖民受益者時做出與英國同樣的選擇
文人群體的觀點和立場實際上是非常靈活的，非常符合那句著名的臺詞“誰贏他們幫誰”。
這跟文化活動的經(jīng)濟基礎有很大關系。理工科的許多研究成果可以應用于工業(yè)，創(chuàng)造經(jīng)濟價值，但是文科類的研究大多數(shù)無法直接產(chǎn)生經(jīng)濟效益。
但是，他們也要立項，也要獲獎，也需要經(jīng)費來維持研究活動，這時候誰掌握了話語權和資金就非常重要。
當大量資金都在定向資助某個研究領域，這個領域就會出現(xiàn)更多論文和研究成果，成為當世的“顯學”。從整體上看，“大師們”的作用跟“高級水軍”實際上也沒有根本性的差別。這就是為什么文科類的研究大多數(shù)總是在回溯性地建構歷史。
如果說知識分子要從真實的歷史進程中汲取什么經(jīng)驗的話，那就是要克服“理性的自負”。人類在真實世界的實踐活動在理性看來或許是混亂的，但仍然是第一位的。
認為自己的理性已經(jīng)找出人類社會最理想的形態(tài)，只會得出歷史已經(jīng)終結(jié)的結(jié)論，然后頻頻被現(xiàn)實打臉，丑態(tài)百出。
相反，根據(jù)實踐來改造理性的建構，改進我們心目中的“理想世界”，人類的想象力和創(chuàng)造力才永遠不會枯竭，人類社會才能不斷前進，永不停歇。
#頭號創(chuàng)作者激勵計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