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迷局：誰在博弈中迷失，誰在算計中哀嘆？》
文/東方雅念
題記：瘋狂終是在劫
據(jù)網(wǎng)絡上的消息，以猶轟炸了卡塔爾團滅了哈馬斯的談判代表，美國和中東無言默默。如今，中東的亂局如同是一盤永無止境的棋局，各方執(zhí)子落盤，皆是在計算得失，卻似乎無人真正獲勝。若將悲劇簡單的歸咎于某一方，便是忽視了歷史深處的復雜脈絡。這片連接三大洲的沃土，似乎承載著文明的火種，卻也成為了大國博弈的角斗場。其間的恩怨情仇，與其說是“善惡對決”，還真不如說是一場人類文明發(fā)展的深刻悖論。
一、奧斯曼的遺產：殖民主義埋下的分裂之種
中東現(xiàn)代困局的起點，或許需要從奧斯曼帝國的瓦解說起。那是一戰(zhàn)之后，英法通過了《賽克斯-皮科協(xié)定》任意的劃分邊界，將庫爾德斯坦埋禍似的分割成為了四個國，人為的制造出來了如今的伊拉克、敘利亞等等“國的拼盤”。然而這些新生的國家，始終都是缺乏一個共同的民族認同，卻是被迫的被強制的捆綁在了一起。西方殖民者屢見奇效的這樣的一種“分而治之”的策略，確確實實的為日后的各類大大小小的教派間的沖突和民族矛盾埋下了扎扎實實的伏筆。
這樣的一種邊界劃分的形式，并非是基于當?shù)孛癖姷囊庠?，而是源于殖民者的對資源與地緣上的陰謀算計。伊拉克的誕生即是一例：將什葉派、遜尼派和庫爾德人強行的糅合在了一起，就只是因為英國需要一個便于控制的石油出口實體。這種“紙上繪圖”的政治操作，暴露出來了西方的利益至上的冷酷的邏輯。
二、美蘇冷戰(zhàn)：代理人戰(zhàn)爭的悲劇循環(huán)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后的中東，成為了美蘇爭霸的前線。美國支持以色列作為民主的橋頭堡，蘇聯(lián)則資助阿拉伯民族主義政權。雙方通過軍售、政變和秘密的行動等等的手段，將地區(qū)之國變?yōu)槠遄印?/p>
1953年，美國中情局推翻了伊朗民選首相摩薩臺，僅就只是因為他主張石油國有化。此舉不僅是扼殺了伊朗民主的萌芽，更是種下了1979年的伊斯蘭革命的禍根。1980年代，美國為對抗蘇聯(lián)，在阿富汗扶植了圣戰(zhàn)者，最終催生出了基地組織。這些短視的干預如同不斷反轉的螺旋，讓中東在極權與極端間搖擺。
三、資源詛咒：石油與武器的利益捆綁
石油讓中東成為了全球的能源命脈，卻也成為了“資源的詛咒”。西方各國對石油的渴求，使其與腐敗的產油國的精英形成了一種共生的關系。美國與沙特的安全交換協(xié)議（既是石油換保護）便就是一種極其的典型：美國忽視或放棄沙特的人權記錄和瓦哈比主義的輸出，而沙特則是要保證石油美元體系的穩(wěn)定。
軍火的貿易，更進一步的捆綁利益。根據(jù)斯德哥爾摩的國際和平研究所的數(shù)據(jù)顯示，2015-2019年。中東占全球武器進口的35%，而這其中的一半正是來自于美國。而戰(zhàn)爭則成為了生意，和平反而卻是無利可圖。這種扭曲的利益鏈使外部的勢力缺乏推動真正和解的動力。
四、文明敘事背后的認知陷阱
將沖突簡化為“文明優(yōu)劣”，或者是“族性差距”，實則是一種危險的認知陷阱。二戰(zhàn)中的猶太民族歷經(jīng)了迫害，建國之后強調安全至上似乎是可以理解；阿拉伯人的反抗殖民、維護尊嚴的訴求同樣也是極其的正當。而問題在于，雙方的悲情的敘事的高度的對稱性：各自強調自身的傷痛，卻又拒絕承認對方的苦難。
其實，美國的中東政策，亦并非就是鐵板一塊。猶太的游說集團的的確確是有著極其的影響力，但是美國的利益的本身也同樣是存在著分裂：能源集團、軍火商、人權團體、地緣戰(zhàn)略家的訴求自是相互的矛盾。所謂的“盎格魯-撒克遜的算計”，更多的則是一種資本與權力邏輯的產物，而非某種統(tǒng)一的種族意志。
五、超越二元對立：尋找中東的“第三種敘事”
要想打破中東的困局，需要跳出這種“受害者-加害者”的二元框架。其實，雙方真正缺失的，或許并不是“道德”，而是理解復雜性的能力。以色列的安全焦慮與巴勒斯坦的建國夢想，則是需要同時被正視。外部的干預固然很可惡，但是地區(qū)內的各國也應該好好的反思：為何石油財富未能轉化為發(fā)展的動力？為何教派的分歧總是能夠壓倒對國的認同？
歷史表明，每當中東出現(xiàn)了包容性的愿景時（如早期的阿拉伯民族主義、伊朗的憲政革命），總是會被內外的勢力聯(lián)手扼殺。未來的希望或許就在于：新一代的中東人，正在超越舊的范式，庫爾德人的民主的實驗、海灣國家的現(xiàn)代化的轉型、阿拉伯的青年們用社交的媒體打破了隔閡，等等的這些微光雖然說很弱，但卻是指向一條超越算計的道路。
結束語：哀傷的對稱性與人類的共業(yè)
中東人的悲劇和悲劇的本質，是人類在現(xiàn)代化轉型中的集體迷失。西方將民族的國體模式強加于部落的社會，又用資源掠奪扭曲的發(fā)展路徑；地區(qū)的精英則是利用身份政治鞏固權力；普通的民眾成為了意識形態(tài)的炮灰。若說其中有“道德缺失”，那也只是人類共業(yè)的一部分。
最終的解決之道，其實并非就是在于指責誰更加后“邪惡”，而是在于承認：所有的參與者既是悲劇的制造者，也是命運的囚徒。唯有在共情的基礎上的客觀的對話，才能夠打破這座鏡廳一般的迷局。是的，中東需要的不是更多的自私自利式的算計，而是需要一場關于尊嚴的、正義的與和解的創(chuàng)造性的想象。這樣的一種考驗，所驗證的不僅僅只是中東，更加的是在驗證整個人類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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