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行吟：孫幼明〈山城〉詩的地域書寫與文化意蘊》
“戶戶樓臺落翠山，婦孺老少愛登攀。出門何用單車伴，不見人呼行路難。”這是孫幼明先生于1992年寫下的《山城》詩。短短四句，如一幅濃淡相宜的山水小品，勾勒出重慶這座立體都市的獨特風貌與市民精神。詩人以平實之語，寫奇崛之境，既是對山城地理特征的生動描摹，更是對巴渝人民堅韌樂觀生活態(tài)度的深情禮贊。此詩雖無華麗辭藻，卻在樸素中見真淳，在日常中見哲思，其背后蘊藏著深厚的文學傳統(tǒng)與文化意蘊，值得深入品讀。
詩之首句“戶戶樓臺落翠山”，以“落”字點出山城建筑依山而建、錯落有致的視覺奇觀。重慶地處川東盆地邊緣，兩江交匯，山巒起伏，建筑不得不順應地形，層層疊疊，如梯田般攀附于山體之上。這種“山中有城，城中有山”的格局，使得“樓臺”仿佛從山體中自然生長而出，又似被山勢輕輕托舉，散落于蒼翠之間。一個“落”字，既寫出建筑與山體的親密關系，又暗含一種輕盈的詩意，仿佛樓臺是被山風輕輕吹落的花瓣，是自然與人文的和諧共生。此句意境，令人遙想李白《早發(fā)白帝城》中“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的壯闊山河，亦可與“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的動態(tài)美感相呼應。重慶之山，非孤峰獨立，而是“萬重山”的連綿之勢，而孫詩則將這萬重山間的煙火人間，以“戶戶樓臺”的細節(jié)呈現(xiàn)，使宏大的地理敘事落于百姓生活的微觀圖景。
次句“婦孺老少愛登攀”，筆鋒由景及人，展現(xiàn)山城居民特有的生活姿態(tài)。在平原城市，人們習慣于平地行走，而重慶人則自幼便與坡道為伴，登山如履平地。這里的“愛登攀”，并非刻意為之的鍛煉，而是一種融入日常的生存智慧與生活美學。無論是買菜歸家、上學上班，還是閑暇散步，重慶人總在攀爬中完成生活的流轉。這種“登攀”，既是身體的運動，更是精神的隱喻。它讓人聯(lián)想到杜甫《望岳》中“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的豪情，也暗合劉禹錫《陋室銘》中“苔痕上階綠，草色入簾青”的閑適。然而，孫詩中的“登攀”更為日常，更為普遍，它不屬于文人雅士的孤高情懷，而是屬于市井百姓的集體性格。婦孺老少皆“愛”之，說明這種攀爬已內化為一種文化認同，一種對山城生活的接納與熱愛。
第三句“出門何用單車伴”，筆調轉為幽默與自嘲。在大多數(shù)城市，自行車是便捷的代步工具，但在重慶，坡陡路彎，騎車反而成了“蜀道難”的現(xiàn)代翻版。上坡費力，下坡驚險，故而“單車”在此地難有用武之地。詩人以“何用”二字，輕巧地否定了單車的必要性，實則反襯出山城交通的獨特性。此句看似調侃，實則蘊含深刻的生活智慧——因地制宜，不強求一律。這讓人想起李白《蜀道難》中“黃鶴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的千古浩嘆。古之蜀道，難在自然險阻；今之山城，難在城市肌理。然而，古人畏途巉巖，今人卻以步代車，以梯為路，在“難”中開辟出屬于自己的“易”。這種對“難”的超越，正是山城精神的核心。
末句“不見人呼行路難”，是全詩的點睛之筆，也是對前句的升華。李白曾以“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警醒世人，而孫幼明卻說“不見人呼行路難”，形成強烈的反差與張力。這里的“不見”，并非否認困難的存在，而是強調山城人民面對困難的態(tài)度——默然承受，坦然前行。他們不抱怨，不哀嘆，而是以沉默的行走，將“行路難”化為“行路慣”。這種精神，與“愚公移山”的堅韌、“精衛(wèi)填?！钡膱?zhí)著一脈相承，是一種典型的中國式生存哲學。它不崇尚悲壯的吶喊，而追求平實的堅持。正如重慶的階梯，一級一級，看似緩慢，卻終能登頂。
孫幼明此詩，雖作于1992年，卻超越了時代與地域的局限。它不僅是一首描寫重慶的詩，更是一首關于人與環(huán)境關系的哲理詩。它告訴我們，真正的“難”不在于外在的坡陡路險，而在于內心的畏懼與抱怨。當人們以“愛登攀”的姿態(tài)面對生活，以“何用單車”的智慧選擇方式，以“不見人呼”的沉默堅持前行，那么，再高的山，也不過是腳下的一級臺階。
此詩語言質樸，卻意蘊深遠。它沒有直接引用古詩，卻處處與古典詩歌精神相通。它繼承了杜甫的寫實、李白的豪放、劉禹錫的豁達，又融入了現(xiàn)代城市生活的鮮活氣息。它讓我們看到，古典詩歌的傳統(tǒng)，并未在現(xiàn)代都市中消逝，而是以新的形式，在山城的階梯上，在百姓的足音中，繼續(xù)生長、傳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