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 “甘棠遺愛”對執(zhí)政黨的啟示
三門峽市是中華文明的發(fā)祥地。在光輝燦爛的五千年中華文明中發(fā)生了許多意義重大、影響深遠的事件，也使得偉大的黃河文化不僅在中華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更加璀璨奪目，而且在過去、現(xiàn)在乃至將來的歷史進程中都已經(jīng)、正在并將繼續(xù)產(chǎn)生重大而長遠的影響。3000 多年前發(fā)生在三門峽市的“甘棠遺愛”這個故事就是最好的例證之一。
故事的主人公召公奭乃文王之子。在興周滅商的斗爭中，他是積極的參與者和主要人物。他巡行南國，布文王之化 ；結(jié)交盟國，爭取人心，為伐紂滅商奠定了一定的群眾基礎。武王即位后，召公與太公姜尚、周公旦等一起幫助武王完成了討伐殷紂的大業(yè)，公元前 1046 年，周武王滅掉殷商，建立起延續(xù) 800 年的強大的周王朝。西周王朝建立三年后（即公元前 1043年）周武王就去世了。由其兒子周成王繼位。周成王即位時十四歲，還是一個未成年人，雖然根據(jù)始于西周的嫡長子繼位制度繼承了王位，但就其
心智和年齡而言都不足以處理周王朝立國初期，那百業(yè)待舉、百廢待興的繁重復雜的政治軍事事務，只好由周武王的兩個弟弟，周成王的兩個叔叔周公旦和召公奭作為輔政大臣，輔佐成王執(zhí)政。召公作為太保，配合周公做工作，他為輔佐周朝嘔心瀝血，政績也非常顯赫，因此大家又尊稱召公為召伯。
也正是因為國事政事治理的繁重，兩位輔政大臣周公旦和召公奭，以位于現(xiàn)在三門峽市地域內(nèi)的陜塬為界，“分陜而治”，陜塬以東由周公治理，召公則負責治理陜塬以西。而矗立在陜塬上的“分陜石（復制品）”，則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界石”，原石已被收藏在三門峽市春秋路虢國太子墓陪葬車馬坑博物館里。“分陜而治”也是后來陜西省名稱的來源——位于陜地以西?，F(xiàn)在的三門峽市地區(qū)正是召公奭的治理范圍。
召公奭從周朝滅掉殷商建立周朝始，一直到幫助周武王鞏固穩(wěn)定新建立的周王朝，并輔政年幼的周成王乃至周康王，前后經(jīng)歷四代帝王，是輔政時間最長的王朝股肱大臣，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建立初期一位十分重要的政治家。回顧研究他的參政、執(zhí)政經(jīng)歷和理念，至今依然有著重要意義。
召公奭曾歷經(jīng)文王、武王、成王、康王四位天子。其參政執(zhí)政的經(jīng)歷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在周文王去世后，武王依靠著這幫朝臣兄弟伐紂，取得天下。這個階段屬于召公的參政階段，也可以叫做武王階段。這個時期，武王與兄弟同輩，周、召二人處于同一個平臺，周公之位可能略高于召公。
據(jù)《史記·魯周公世家》記載“周公持大鉞，召公持小鉞，立于武王兩側(cè)”。足見周召二公是周武王真正意義上的左膀右臂。從不太多的史料記載上看，當時周公旦和召公奭的權(quán)力地位和執(zhí)政理念也沒有多少差別或分歧。
周朝開國之初，政權(quán)并不穩(wěn)定。召公重在勸王勿以得天下而自喜，追求逸樂。西旅貢獒，獒，能曉解人意，猛而善搏人者，異于常犬。召公擔心武王玩物忘國，乃作《旅獒》曰“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以此勸諫武王，要以殷紂“酒池肉林”為誡。這種借鑒式的提醒，展現(xiàn)了召公瞻前的治國之道。在召公看來“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茍于理，有毫發(fā)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王身系天下社稷，不可有絲毫之誤。因而要以殷為誡，慎言行， 以民為重。
第二個階段，是成王年幼，周朝政權(quán)不穩(wěn)階段。對于殷商遺民的反攻倒算和一些不法外夷的作亂以及不軌諸侯的犯上則出征討伐予以剿滅。
根據(jù)“滅國不絕祀”的中華古老傳統(tǒng)，武王克商后，聽取周公旦意見采取“以殷治殷”的政策，分封紂王之子武庚于殷，利用他統(tǒng)治殷商遺民。
同時武王派遣其兄弟管叔、蔡叔、霍叔在殷都附近建立邶、鄘、衛(wèi)三國以監(jiān)視武庚。武庚念念不忘的當然是復國報仇。武王滅商后不久即病逝，周公旦攝政，引起管叔、蔡叔及其群弟的疑忌，武庚見機拉攏對周公有猜忌的幾個兄弟發(fā)動叛亂。
周文王和太姒有十個兒子，長子伯邑考、次子周武王姬發(fā)、三子管叔鮮、四子周公旦、五子蔡叔度、八子霍叔處。三位一奶同胞的親兄弟為什么要叛亂呢？自然是看不過周公旦在周武王死后掌握大權(quán)，當然也可以說是懷疑或者擔心周公旦篡位奪權(quán)。
對此，《史記》作了以下兩段記載。
其一 ：“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釁、叛）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叔、蔡叔群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
其二 ：“武王克紂，天下未協(xié)而崩。成王既幼，管蔡疑之，淮夷叛之，於是召公率德，安集王室，以寧東土。”新興的周王朝面臨嚴峻的形勢，輔政的兩位大臣周公、召公東征，誅武庚，殺管叔而放蔡叔，廢霍叔為庶民，平定了三監(jiān)之亂。根據(jù)《逸周書》的記載，武庚復國失敗后，并沒有馬上就死，而是帶著余部一直向北跑，史稱“武庚北奔”。商朝遺族的勢力大部分都在淮河流域，可是武庚為何要向北跑呢？
有人認為，商朝的先人就來自于北方燕山南北的一些國家，比如孤竹國都是商朝的王姓子姓，而一些后來成為蠻夷的部落，也是商朝的親戚。
武庚往北跑，就是想回老家去。
而召公奭被封在燕地，自是有防御商朝遺族南下復國的使命。武庚這一跑，封地為大周北方屏障的召公奭就職責所在必須去追。
最后，武庚應該是死于召公奭之手。
清末，出土過“梁山七器”，其中有一個太保簋，內(nèi)有銘文記載了召公奭北伐的事跡 ：“王伐錄子聖，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司赐銮玻跤来蟊?，賜休余土，用茲彝對令?！币簿褪钦俟珚]完成了對商朝遺族的追剿立了大功，加封了土地。平叛結(jié)束后，召公奭就回到了都城，繼續(xù)和周公旦一起輔佐周成王。
第三個階段是成王時期。
在這個時期，周公的地位得到了大大的提升。是時，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釋疑。其雖有相宅洛邑，安定殷民之功，亦有求去之心?？梢?，這個時候召公已經(jīng)明顯感覺到自己不被需要。國之雖大，一周公足耳。這個時期，我們不能說召公的作用就被忽視了。正如周公所言“我不敢知然其懇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兇之決，實主于召公留不留，如何也”，在周公看來，雖專權(quán)，而不可不得到召公的支持，召公之位重矣。召公之于成王，依然是望其向先祖文武之治看齊的。
唐代大詩人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其三》中有云 ：“贈君一法決狐疑， 不用鉆龜與祝蓍 (shī)。試玉要燒三日滿，辨材須待七年期。周公恐懼流言日， 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初身便死，一生真?zhèn)螐驼l知？”
詩中的“周公恐懼流言日”一句說的是這樣一樁公案。
幼年成王繼位時，如《尚書》所載 ：“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左右”。
也就是說，應該是召公和周公共同輔佐剛繼位的周成王的。周公輔政，召公監(jiān)督。
不過根據(jù)史料顯示，周公旦當時有點大權(quán)獨攬的味道。因此，引起召公的懷疑。正如古籍記載 ：“成王既幼，周公攝政，當國踐祚，召公疑之?！?
雖然看不出召公有爭權(quán)的意思，但是肯定會因為流言蜚語甚盛而對周公旦產(chǎn)生了懷疑。
對于流言，周公旦很坦誠地跟太公望（姜尚）和召公奭做了交流 ：“我之所以弗辟而攝行政者，恐天下畔周，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三王之憂勞天下久矣，于今而後成。武王蚤終，成王少，將以成周，我所以為之若此?！薄妒酚洝?
而且周公旦為了表明確無篡權(quán)的心跡，主動離開了成周去往東方居住。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薄渡袝?
周公旦離開朝廷這兩年，自然是召公奭主政，而后周公旦回歸，并在成王四年平滅三監(jiān)之亂?？梢娬俟珚]已經(jīng)了解了周公旦的苦心，并且在周公回歸朝廷后把周朝執(zhí)政大權(quán)還給了周公。
第四個階段是成王后期至康王初期。此時，由于周公旦已去世，召公的地位日益顯得突出，呂祖謙說 ：“自成王崩后訖康王受帝前，命皆出于召公”。這個階段，他的主要思想在于勸康王繼承先王治國之道，穩(wěn)定江山。其中，隨著開國老臣一一離開，新臣的提拔，召公告誡康王敬重老臣，“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能稽古人之
德，是固不可遺也”。同時也時時刻刻告誡自己不可走上周公“以叔父之親攝政引亂”的舊途，在迎奉康王的禮節(jié)上非常注意，避免僭越。據(jù)《書經(jīng)大全》卷九引陳傳良言 ：
“其身先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周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于康王之立，特為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wèi)之干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之曉然知所定而無疑。”這也算是對自己元老重臣地位的鞏固和自我覺醒。
從對召公在四個階段執(zhí)政情況的分析可以看出，召公的執(zhí)政是比較傳統(tǒng)保守的，小心謹慎，瞻前顧后，似無偏頗之處。從剛開始立國，召公就進諫君主汲取前車之鑒，不可給顛覆之心制造滋長的空隙 ；周公攝政，召公一直處于一種監(jiān)督制衡的位置，無論周公頒行任何政令，若有僭越成王之舉，想必召公是不可能不反對的。周公對召公還是有些許忌憚的，否則也不可能因流言四起，而向太公、召公辯白，表明自己的忠誠之心。周公之后，召公的位置就突出了，但是召公并沒有采取周公攝政之道，而是謹記前者的教訓，不敢稍有越位。在這個時期，他所表現(xiàn)的執(zhí)政理念則重在守成，為后世子孫萬世為王立法、立言、立行、立德。整個政治生涯中，召公將儒家的中和之道運用得恰到好處。姬奭輔佐周成王、周康王兩代君主，開創(chuàng)四十多年沒有使用刑罰的“成康之治”，為周朝打下延續(xù)八百年的堅實基礎。
由于各種各樣的原因，古籍中對召公的記載和周公相比要少得多，其知名度也比周公低得多。但是他勤政廉政愛民如子的執(zhí)政方式卻由于詩經(jīng)中的一首名詩《國風·召南·甘棠》流傳千年而歷久彌新，并形成了“甘棠遺愛”這個耳熟能詳?shù)某烧Z。
《史記》卷三十四〈燕召公世家〉記載 ：“召公之治西方，甚得兆民和。召公巡行鄉(xiāng)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公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毛詩正義》卷一之四《國風·召南·甘棠》毛詩序 ：“《甘棠》，美召伯也。 召伯之教，明于南國?！痹娫?：“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 勿剪勿敗，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左傳·襄公十四年》：“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 況其子乎？”杜預注 ：“召公奭聽訟，舍於甘棠之下，周人思之，不害其樹， 而作勿伐之詩，在《召南》?！?
用現(xiàn)在的語言來說，《甘棠》詩的意思是 ：
棠蔭茂盛樹蔭長，千萬別砍傷，召公曾用它做房。
棠蔭茂盛樹蔭長，千萬別砍劈，召公曾在此休息。
棠蔭茂盛樹蔭長，千萬別動手，召公曾在此逗留。
甘棠，也叫棠梨、棠棣，是一種野梨，處處山林都有。二月開白花， 霜后果可吃。棠梨樹與梨嫁接最好。幾乎是所有品種梨子的嫁接父本樹，有甜、酸，紅、白兩種。
它說的是，召公深入民間訪貧問苦，了解民情，為了不打擾百姓，他每天在甘棠樹下辦公，處理政務，調(diào)解糾紛，決獄斷案。召公在當?shù)卮瞬簧偬?，處理民間事務 ；他辦事非常認真公正，給老百姓解決了很多生活中的具體難題。肚饑口渴的時候，就從樹上采摘棠梨充饑解渴。他走了之后，老百姓十分懷念他，說 ：" 這樣的好官太少了。不僅到我們百姓中來，而且就在一棵甘棠樹下辦公。辦完了公，也不吃我們老百姓的東西，也不喝我們老百姓的東西。如果天下的官員都像他這樣的話，不就太好了嗎？
" 而且“愛屋及烏”，甚至連他曾在其樹蔭下辦公的棠梨樹也格外受到百姓的精心呵護，不忍心去傷害它，以致于誕生了那首“甘棠”詩?！霸娧灾尽?，這首詩難道不是勞苦大眾對召公這樣的勤廉官員始祖發(fā)自內(nèi)心的崇敬和愛戴嗎？
這個故事就發(fā)生在今三門峽市的向陽村附近，現(xiàn)在三門峽經(jīng)濟技術(shù)開發(fā)區(qū)的向陽村原來就叫甘棠村，是 1960 年代才改為向陽大隊和向陽村的。
在陜州老城有召公祠堂，后來在原址上建成了甘棠苑，用作懷念祭祀召公之地，也是對召公“敬德保民”，“寧勞一身，不勞百姓”的執(zhí)政理念的贊頌。
亞圣孟子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币馑季褪钦f ：“百姓最為重要，土谷之神次之，君主為輕。”
孟子是儒家思想集大成者的第二位——亞圣，而他和孔子創(chuàng)立的儒家學說的基本思想不正是來源于召公的執(zhí)政理念和實踐嗎？
從孟子的“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到唐太宗李世民的“民如水，君如舟，水可載舟，亦可覆舟”，歷史上有作為的統(tǒng)治者和精明的政治家、思想家無不把服務于勞苦大眾作為治國理政的首要任務。
中國共產(chǎn)黨自成立以來，更是把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作為立黨的根本宗旨，把緊緊依靠人民群眾、全心全意為了人民群眾作為全黨工作的出發(fā)點和落腳點，把人民群眾答應不答應、滿意不滿意作為判斷我們工作成果的唯一標準。在我們牢記宗旨，不忘初心，執(zhí)政為民，努力實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今天，回顧和弘揚召公“敬德保民”“寧勞一身，不勞百姓”的執(zhí)政理念和勤政廉政的執(zhí)政行為，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現(xiàn)實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