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河書評‖從《閻錫山日記全編》看中國地方自治（上）
網(wǎng)購圖書《閻錫山日記全編》，三晉出版社，597頁。閱讀閻日記的同時亦讀山西人民出版社之《民國山西史》、《民國山西政權組織機構》、《民國山西村政建設》、《民國山西實業(yè)志》。
除以上民國相關史書，鄙人還閱讀了美國作者季林所著《閻錫山研究》影印電子版，出生地壽陽縣清光緒八年版《壽陽縣志》電子影印書，1989年地方志辦公室新編《壽陽縣志》，本縣先賢祁雋藻所著《馬首農(nóng)言》，以及晚清秀才劉大鵬（太原晉祠人）之《退想齋日記》和若干晉商研究專著（寺田隆興《山西商人研究》、高春平主編《國外珍藏晉商資料匯編》、張亞蘭編著《<行商遺要>釋讀與研究》、張正明、張舒合著《晉商興衰史》等），以期對當時的社會生態(tài)盡可能多有直接的了解。
以上書籍約在一年內(nèi)同時讀完。由于閻錫山日記頗具中國古代尤其是明朝小品文的格言警句特征，富于生活經(jīng)驗上的啟發(fā)意義，有許多與我的成長語境關聯(lián)的切中肯綮的論述，閱讀過程使我既有“切己”，又有“優(yōu)游”的感受，后來曾兩次重溫。
另，為寫本文又于近期下載了臺灣版《閻錫山早年回憶錄》PDF文件一掠。
閻錫山乃山西五臺縣河邊村人（今屬定襄縣），處忻州平原東北角。河邊村與我的出生地壽陽縣溫家莊鄉(xiāng)在地圖上直線不過七十多公里（蔽村有五臺嫁來的人），我上小學后遷居陽泉礦區(qū)，鄰居、中小學同窗多有五臺人。我能聽懂幾乎全部五臺話。山西人直至我這一代，從小聽聞許多關于“閻老西”的故事，多是嘲諷他行事作風比較慳吝，一分錢要掰成兩瓣花云云。我覺得這很可能是真的。蓋因山西人世代經(jīng)商，由于土地貧瘠，出產(chǎn)有限，必須在種地之余外出謀生，因而流傳著“要想富，買賣加莊戶”的諺語。此種社會格局塑造的民風必然傾向精打細算。閻錫山的家庭世代經(jīng)商，他很小入商鋪做學徒，浸淫其間，不可能不染上類似習氣。說一位軍閥小氣，不能算是貶損。在民間的街談巷議中，對閻錫山的負面評價集中在他的統(tǒng)治集團上上下下吸納眾多五臺人，有縣域小圈子的弊端。山西老輩人多少識幾個字，這是閻仿效日本推行“強迫教育”的結果。老一代對閻很少有“舊軍閥”式的憎恨。我們從小即知省城周圍建筑了無數(shù)碉堡，抗日戰(zhàn)爭與國共內(nèi)戰(zhàn)，太原戰(zhàn)役均死傷無算；山西過去的鐵軌比較窄，時至今日仍能看到娘子關到壽陽一段殘留的承載鐵道的舊橋墩。以上均拜閻都督所賜。
閻錫山（1883——1960），字佰川，五臺人，祖上世代以農(nóng)商為業(yè)，幼年入私塾學習四書五經(jīng)，十五歲入五臺縣“積慶長”商號做學徒。這是山西青少年在民國以前的固定成長路線，所謂“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閻十七歲復入村義學，學習之余特意研究程朱陸王之同異，期間注意到國家在軍事、外交上的失敗，矢志改革；十九歲為進學隨父親步行至太原考入山西武備學堂，三年學習期間成績冠于120位同學，1904年被清政府選派留學日本。閻先后在東京振武學堂、東京士官學校攻研五年，同學有李烈鈞、唐繼堯、李根源、朱綬光等，期間結識孫中山，思想傾向革命，入同盟會。除趙戴文、朱綬光外，旅日期間閻還認識部分后來進入山西督軍府輔佐他的留學生，此不一一。1909年歸國，閻通過清廷主辦的留學生考試中武舉，升任山西陸軍八十六標標統(tǒng)（大約相當于今天的團長），武昌起義后率軍隊攻占山西巡撫衙署，槍殺末代巡撫陸鐘琦，擊敗駐山西八旗軍。晉省宣布獨立，閻被推為都督，與清朝新軍第六鎮(zhèn)統(tǒng)制吳祿楨相約組建燕晉聯(lián)軍，試圖于河北切斷南北線路，阻止袁世凱入京。吳被刺后，曹錕率北洋第三鎮(zhèn)精銳之師從娘子關擊敗山西新軍。閻錫山率部北上大同，據(jù)包頭；溫壽泉率部南下。很快，閻率領所部從歸綏重返太原途中，在神池縣得告全國“共和”，順勢掌握地方軍政大權，從此主政山西38年。閻效仿日本，全面推行新政，在經(jīng)濟領域集中資產(chǎn)建立西北實業(yè)公司（超級工業(yè)托拉斯），大興軍工，向外輸出產(chǎn)品；在教育領域以中國道德哲學和西方科學工藝的結合為原則，推行全民“強迫教育”；設置“村本政治”，推動地方選舉；建立山西銀行，發(fā)行本土貨幣；以“六政”、“三事“強力扭轉舊風俗；軍事上積蓄力量，奉行”保境安民“策略；政治上高度實現(xiàn)地方自治。除1930年的中原大戰(zhàn)，晉綏軍出省作戰(zhàn)失利，其余時間閻均閉居山西，謀劃建設與地方發(fā)展。山西一度被譽為民國“模范省“，各路人馬紛至沓來參觀學習。七七事變后，日軍進據(jù)山西，閻率殘部在吉縣克難坡艱苦支應，保持政權在山西的存在。國共內(nèi)戰(zhàn)后期，閻隨蔣介石渡海至臺灣，失勢，退居臺北陽明山，筑窯洞，專心著述，直至逝世。其子女均為普通人，在美洲各自謀生。
時過境遷，重溫閻錫山日記與民國山西的歷史，當時的感喟與思考猶在。中國自秦統(tǒng)一六國后，經(jīng)歷過魏晉南北朝這樣長達500年的分裂，也有五代十國的短期過渡。大一統(tǒng)王朝之間的轉折，往往伴隨著社會失序、地方割據(jù)、軍閥混戰(zhàn)、民生凋敝和人口銳減。山西似乎是一個特例。歷史學家譚其驤說，山西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時候，往往是歷史上的分裂時期。魏晉南北朝，這里醞釀出一支獨特的地方勢力，最終曲折發(fā)育誕生隋唐。到五代十國，趙光義費盡周折才將盤踞山西的北漢攻滅。元明鼎革之際，華北十室九空，山西社會結構完整，晉人大量東遷填充人口空白。至民國，因社會離心力和外部戰(zhàn)爭壓力，各地軍閥士紳蜂起以圖自治，山西偏居西北內(nèi)陸卻在政治、軍事、經(jīng)濟民生等建設上取得巨大成就，時人目為“模范省”和中國“義務教育的策源地”。同蒲鐵路以軍民共建、二分之一于最初預算的成本建成（若以寬軌鐵路預算計則五分之一），被譽為建設奇跡。西北實業(yè)公司涵蓋現(xiàn)代工業(yè)的全部領域，逐年建成后大量產(chǎn)品外銷他省。盡管外部環(huán)境危機四伏，轉型期短暫而有限，這片土地再次顯現(xiàn)出強大的生命力，迅猛發(fā)育，在內(nèi)部建設起一套自我適應的社會協(xié)調(diào)機制，雖擁護北京與南京的中央政府，但因種種歷史緣由，地方始終維持高度自治，不僅管理自成體系，經(jīng)濟自給自足，保有強大的地方武裝，就連鐵路也與外省不同軌，山西的火車能開出去，外省的火車進不來。可以說，山西在閻錫山領導下，建設形成一個與眾不同、自成體系的獨立王國，持續(xù)將近四十年。山西人治山西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業(yè)績。然而它的短暫繁榮被內(nèi)外的壓力迅速破解，致使一套地方自治制度尚未完善即戛然而止。
以上均在閻錫山的領導下達成，閱讀、解釋其日記，自然是了解這段歷史的最佳切入點。
從閻錫山的經(jīng)歷和日記中，可以看到一個山西守舊者的多重性格特征。他出身小商人家庭，恪守忠孝之道（其父死后，復三日到墳，即廬墓側，不歸家中），注重契約精神；留學日本軍事院校，視野開闊熟諳現(xiàn)代社會的結構與治理模式；青年時代即成為一省督軍，歷經(jīng)磨礪堅韌不拔。商人的精明、軍人的果敢與政客的識見在他身上綜合為一種注重實效、細大不捐的行事作風。他是精力充沛、富于理想的行動者，像經(jīng)營店鋪一樣追求社會效率，仿效軍事手段推行民事革新，又用政治方法來樹立社會道德。舊山西那種緩慢、凝滯的社會在他手里被迅速地推動向前。他有過輝煌，也數(shù)經(jīng)失敗，但始終沉謹謙退，尋求理性與行動的一致。他的孔武有力的面孔到晚年變得一片慈祥，精神已然從早年提倡的” 智仁勇“完全過渡到了”中“的境界。他試圖做到不偏不倚，凡事適可而止，立志建設一個現(xiàn)代化的地方社會，但卻如同中古時期的部曲領袖不得不依靠個人道德與權威維系人事。他的失敗幾乎就是更大范圍的社會失敗的預告。
閻錫山日記起于1931年，當時的他已經(jīng)營晉綏兩地二十年，權勢熏天之際遭遇中原大戰(zhàn)的慘敗，寓居大連（日本人管轄）反省，以待時日?？墒夭豢蓱?zhàn)的晉綏軍雖然戰(zhàn)敗，但仍能保持建制完整撤回山西。隨著逐鹿中原的夢想破碎，閻強烈意識到個體的有限性，閉門思過，名曰“研究哲學”，從此謹言慎行，以日記的方式提醒自己，做人做事需“循理”。日記中自警的記述很多，舉一九三七年七月十九日一例：“讀‘君子尊賢而容眾，嘉善而矜不能’之句，深愧不逮?！比沼浗K于1950年，前后連續(xù)20年。其中，1943、1944年幾近空白，1945、1946年缺失。內(nèi)容如他自己所說“記理不記事”，因而臺灣出版的《閻佰川先生感想錄》從書名與內(nèi)容的關聯(lián)上更貼切。其內(nèi)容既不同于歷代圣賢的“語錄”，也迥異于士族階層的“日記”，實質上是一種惕厲自省的“心理”行為，以便在位高權重的身份下謀求個體行動和社會進程的一致與和諧，避免悖道妄行。盡管“記理不記事”，但“理”都蘊含在具體的“事”中，從當時當?shù)氐氖聞罩谐橐鴣?，有具體的日期，伴隨其工作與生活中的事件產(chǎn)生，不僅更能體現(xiàn)閻的思想意識，也不妨礙這些材料背后的歷史事實的再現(xiàn)和再考察。
社會建設的路徑依賴小共同體的內(nèi)部發(fā)育，再經(jīng)大共同體互通有無，而產(chǎn)生共振性質的大發(fā)展大進步。反之則很難。中央集權的大一統(tǒng)社會不顧轄區(qū)內(nèi)廣闊的地域之間的差異而推行的齊民治理政策，無法因地制宜地處理特殊事件，人民只能服從立法的需要，往往會給地方的經(jīng)濟活動、思想市場帶來不同程度的壓力和傷害，這是王朝動亂和災難頻仍的原因。希臘城邦時代的思想自由與文化成果與小共同體的獨立性息息相關，正如春秋戰(zhàn)國時代的諸子百家引發(fā)的思想爭鳴與探索在中國的歷史上絕無僅有一樣。到羅馬時代，社會受制于國家的龐大體制，政事冗繁，窮兵黷武，以至于向外的重壓也返回到體制內(nèi)部，導致民眾的行動與思想無法從體制的牽引中返回到個體對自然和思想的單純探索上來，帶來社會發(fā)育的停滯乃至退步。這是一個奇怪的定律，國家建構和制度擴張的巨型身影，往往伴隨著內(nèi)在的思想探索的匱乏和幽微。由此也不難設想，當今美國的巨大國家負擔，也相應制約著其內(nèi)部的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當需要集中力量辦大事時，個人的幸福和自由就會被集體需要削弱。探索和發(fā)現(xiàn)的沖動往往醞釀于個性自由的舒展過程中，當外部的壓力致使個性不得舒展時，文化、藝術、科學的進步就會停滯。老子所說的“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與孟德斯鳩提倡的“共和政體必須是小國”，有相同的言外之意。
閻錫山在山西所行小心謹慎的實驗和大刀闊斧的革新，一度為中國地方自治推開一扇可以看到曙光的小門。如今重溫這段歷史，或許可以對社會共同體的規(guī)模和制度做一些遠距離的觀察和設想。區(qū)域自治的過程，作為可以討論的政治結構和治理形式，有其不可磨滅的經(jīng)驗和價值。當社會危機嚴重，需要重新通過個體建設和小共同體凝聚共識時，地方自治就會成為現(xiàn)實課題。
山西的地理特征
山西是一塊可以俯沖到華北平原的高地，“表里山河“，“左幽燕而右關陜，倚沙漠而眄中原”，西部汾河環(huán)繞呂梁山，東部被太行山脈阻隔，南部橫亙著中條山，中北部有忻口、雁門兩道天塹，自古以來河東、上黨、晉中平原都是富庶安定之地，只有大同以北敞開一個倒喇叭形口子——因此山西人在明清之際從這個喇叭向外擴散，將內(nèi)蒙南部西起包頭東至張家口的廣大區(qū)域占據(jù)。山西在清朝、民國兩代的行政管轄權長期包括綏遠（包頭、呼和浩特一帶）。由于地形上被山川反復阻隔，山西人世代自成一體，晉人可以外出，外人難以進入。山西人在明代曾依地勢建筑許多古堡和村寨，民眾自發(fā)抵御北元的侵擾，迄今各縣仍有許多村莊稱為堡、寨。由于地形包括高山、丘陵、平原、河道，南北氣候差異較大，導致省內(nèi)仍然保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多樣性（縣與縣甚至一縣內(nèi)部的方言均不同），糧食作物包括小米、玉米、土豆、高粱、黑豆、水稻、燕麥、蕎麥等等，組成極為多樣復雜。歷史上，平原的肥沃地帶往往成為強者爭奪的果實，山區(qū)卻因相對貧瘠而保有更多傳統(tǒng)和個體自由，人們能夠藏掖一些東西，諸如財富、糧食、個體觀念和私人感情。山西雖然干旱貧瘠，地產(chǎn)有限，但極少遭遇致命的洪災，歷代很少逃荒，與平原地帶截然不同。舉一例，我母親是昔陽人，屬敝省較貧困的太行山區(qū)，1960年前后，口糧匱乏，我的二姨夫有膂力，在人跡罕至的高山上獨自開辟一片地（只在深夜偷偷往返），接濟一個家族。美國社會科學家詹姆斯·坎貝爾·斯科特在《逃避統(tǒng)治的藝術》中闡述過一個觀點，大意是政治控制很容易橫掃水平區(qū)域（如河南河北），一旦遭遇距離上的阻力，比如急劇的高度變化或崎嶇不平的地勢，以及人口分散和多種作物混合種植等等障礙，它就無能為力了，因此在中國橫斷山區(qū)至東南亞的高山地帶一直存在躲避政治規(guī)訓的游民傳統(tǒng)文化，就如中國古書上所說的巴山里的“獠人”。中國的中央王朝歷史上無法連續(xù)控制西藏，以及阿富汗戰(zhàn)爭總給入侵者帶來長期麻煩，地理上的緣故起了主導作用。山西盡管距離政治中心不遠，但特殊的地理結構造成了外部或中央的管制相對難于進入的狀況，因而保留了政治心理和文化習俗的地方特征。盡管現(xiàn)代社會的交通和媒介傳播已經(jīng)穿透了任何地理控制的障礙，但長期形成的心理因素是難以磨滅的。
山西不僅在地理上表里山河，富藏煤鐵，它的外部還有一圈保護層。由于歷史的緣故，作為北方最大方言的“晉語”區(qū)，還包括陜西北部、內(nèi)蒙包頭至張家口一帶、河北邯鄲、河南安陽以及古代的河內(nèi)地區(qū)（今天的焦作、沁陽、濟水）。這些地方的民俗、文化與晉人息息相關，成為山西外圍的緩沖區(qū)，確保它的內(nèi)部演化更少受到外部沖擊。這是一塊特別容易保留歷史的區(qū)域，以至中國現(xiàn)存的古代建筑大多散落在山西。山西人沒有被歷史變故不斷地打散，他們頑固地堅持了下來。當人們的視野中總有一些古老的符號與現(xiàn)象時，思想也會存留相應古舊的印記和習慣，因而更具有彼此認同的文化共性。山西人的守舊思想強烈，充滿單純的自我保護傾向，殘留著自然性質的叢林意識，由此形成了明確的地方觀念。用閻錫山的話總結就是，山西是山西人的山西。
以上地理因素，構成了山西在中國社會分裂期進行地方重整的先決條件。這也是辛亥革命后，閻錫山能夠在山西取得自治的原因之一。假如把閻放在河北，同樣的事情絕難發(fā)生。但閻錫山的事業(yè)起步，不能不說有更多綜合的歷史因素在發(fā)揮作用。
儒家人格的新精神
熟讀四書五經(jīng)的中國人注重修身。孟子提出：“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至宋明理學，從朱熹到王陽明發(fā)展出的一整套精微廣大的心理建設模式，其目的在于修正個體在現(xiàn)實生活所受的不良影響和物質欲望的無節(jié)制擴展，以去除人欲的方式凈化人的精神，當“渣滓”被篩除后，留下來的就是程頤所謂的“天命之性”，用孟子的話就是性本善的人之初態(tài)。因此王陽明說“與愚夫愚婦同者謂之同德，與愚夫愚婦異者謂之異端?！?愚夫愚婦即指未經(jīng)文化汙染、社會鍛煉，接近原初赤子心態(tài)的自然人，超出簡樸直率性情的復雜社會心理，均屬異端，應予以擯棄。
在朱熹提煉的“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八大目”中，修身扮演著聯(lián)通意識世界（內(nèi)）和物質世界（外）的中間角色，至關重要。修身的原點具有強烈的道德建設性質，從此出發(fā)，向內(nèi)則窮究思想學問，以格物和致知、純粹的知識追求（窮神知化）為終極目的；向外則以建設家庭、積極廣泛地參與社會事務、匡扶天下（盡性知命）為己任；目的是達到“敬以直內(nèi)，義以方外”的至高境界。圣人就是能夠“合內(nèi)外”的人。這種心理追求充滿理想色彩，又富于現(xiàn)實意義，既超越又平衡了宗教意識和世俗生活，將二者良好地融為一體。它并不要求具有差異性的個體都走向頂點，而是如王陽明所說“金不在多少，而在赤足與否?！比巳硕伎梢酝ㄟ^“致良知”達到“知行合一”的君子境界。這就為每個個體的自我提升打開了通路，如同荷爾德林在詩歌中所說，“我們每個人走向和到達，我們所能到達之所”。為了推行這種尊道貴德的思想意識，歷代學人發(fā)展出各種啟蒙方式和進學方法，在《三字經(jīng)》、《顏氏家訓》這樣覆蓋甚廣的讀物中，首先滲透著的就是修身的教義，加之歷代學人在道德哲學領域的不斷辨析、擴充與推行，修身已成為中國讀書人的下意識存在，人人自覺不自覺地自我警惕，自我反省，自我提升。在中國，自我意識的起點就是修身，就是灑掃應對，就是事事磨練。違背了這一道德規(guī)訓的出發(fā)點，知識追求與社會事功均不免自毀。
閻錫山是中國古典社會末期的優(yōu)秀讀書人，雖出身商人世家，但天性敏銳、目光遠大，自覺的求學意識極強，從小深受儒家思想浸染，以品學兼優(yōu)的身份被公派留學。他留學的好友趙戴文（與閻錫山亦師亦友共治山西）不僅是一位儒家信徒，同時深究佛學，在他們身上存在著中國古典社會士族階層的強烈印記，以“戒慎恐懼”為修身、進學的原則，以“仁者不憂，智者不惑，勇者不懼”為行事與實踐的規(guī)范。梁漱溟民國十八年到訪山西，評價“閻趙實各有長處，值得欽佩。趙公熱誠有肝膽，感受其鄉(xiāng)賢徐松龕先生（徐繼畬）學風，頗宗陸王?！毙疫\的是，他們又有在完全西化的日本留學的特殊經(jīng)歷（與蔣介石相同），對現(xiàn)代社會的制度與組織方式有明確的認識。民國初期這些因特殊的歷史緣故而躍身政治舞臺的人，有新舊兩個時代的綜合特征，如果非要歸納，我覺得他們具備“儒家人格的新精神“，即在格致正誠修齊治平的舊人格上增加了現(xiàn)代社會（平權、民主）的意識觀念。閻錫山與蔣介石都是這樣的人，他們遵奉曾國藩的人生信條，追求國家現(xiàn)代化的目標。然就純粹而言，閻比蔣更甚，他沒有蔣亂搞男女關系、借債投資、與黑幫往來的劣跡。他們均有社會實踐的沖動，也獲得了社會實踐的機會。
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日，閻日記：“死生不可定，只有從正義?！逼淙沼浿幸嘤小白魇庐斕焯祛A備壞，作官當天天預備去，作人當天天預備死“之語。他從樸素的進取心出發(fā)，對于老莊的避世心理、八股科舉脫離物質世界的思想游戲均表達不滿，認為人不能修正行為是枉活，不能增加知識是白生，“學問與事功，家道與世道，皆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故人生不可一時不努力。”山西商人以“義”與“信”立身行事，這兩種德性在閻錫山的身上若隱若現(xiàn)。他曾為陣中日報元旦刊題詞：君子以義為質，禮以行之，遜以出之，信以成之。故做事當以義為始，信為終。
閻日記涉及修身處世的哲學觀比例極大，反復強調(diào)知行合一作人，事理合一做事。開篇，在大連避禍當頭，他仿邵雍《漁樵問對》做道德學問的各種對話（應是自問自答），內(nèi)容包括：處人與自處、恒心及方法、智仁勇、禮宜儉學當純、洗心、可知與不可知、成德與成名、、為政、理（法）與情、從心所欲不逾矩、如何獲得自由自主……常因一念而起，廣泛談論、條分縷析人生在世面臨的種種問題與應對方法。其核心價值觀仍是儒家學說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過猶不及”式的中庸思想，以及積極建設自己與建設社會的進取心、責任心，擴展開來即是朱熹提倡的“八大目”。其中又參雜有現(xiàn)代政治與社會規(guī)范的內(nèi)容，如民主政體，自由權利等等。源自王學的道德理念與他后來在行政體系中設立“洗心社”、“自省堂”有必然的聯(lián)系，以至于他在自省堂掛著“狗子也有佛性，滿街都是圣人”的條幅。他給兩個即將出門遠行的兒子的十六字箴言為：輕財重義，訥言敏行，儉己厚人，恭己恕人。
這些內(nèi)在的精神特質，自然會影響到其政治追求的目標與行動方式。舉例，閻極認同《中庸》所述的“智仁勇” 乃人生所求的“三達德”，應當知，應當學，應當養(yǎng)，應當成。他認為智仁勇相互關聯(lián)而以仁為本?！爸嵌蝗蕜t詐，勇而不仁則暴，智為仁之始，勇為仁之成。”最終將這一理念推至實踐的角度，認為社會治理“欲賞罰行之得當，必須先由仁而義的人主持其事。”也即是說在行政和司法上，不僅須有正確的認識，最重要的是施政與司法不僅要遵循法理，更要注重人情，“不合乎人情則人不堪，不合乎事理則事不舉。”當法律與世俗沖突時要從法律，法律與人情沖突時則從人情。孟德斯鳩表達過類似觀點，沒有任何制度安排能替代理性、民情、風俗習慣，也沒有預見一切的法律。自然叢林、法制與民情需要相互平衡。法律在閻的觀念中是最低限度的治理手段，在他看來那些說服不通的人才需要動用法律手段。閻錫山雖然軍武出身，有勇悍的一面，但性情相對寬厚。民國初年，面對報紙的批評，閻表現(xiàn)大度；1945年日軍投降，閻于1945年8月下旬“還府”太原，在王驤（任汪精衛(wèi)政權山西省省長）主持的“歡迎閻長官勝利歸來”大會上一再強調(diào)：“行者”（隨閻從晉西南返回人員）與“居者”（日偽人員）原系“一家人”，體現(xiàn)難得的雅量。閻沒有清算投日分子，甚至續(xù)用很多日偽政權的舊部。他深知人的局限性，理解在不同環(huán)境中求生存的難度，總得有人扮演不光彩的角色維持社會運轉。從始至終，很少有人背叛他，這不可能僅僅出于敬畏，還有某種信任和依賴的心理在起作用。
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十三日，閻記：“次隴（趙戴文）與吾相交三十年，公私事件飽經(jīng)波濤，雖有危及身家之慮者，亦未形憂色。昨言及人心瓦解，國將于應付中亡之，痛哭失聲，非有所懼，乃有所傷也。”兩位地區(qū)最高的統(tǒng)治者如此性情流露，乃是因為政治人物也是常人，這才是真實的社會狀況。將治理階層的人物拔高，塑造成超越常人無欲無求的理想人格，只是一種騙術。
閻的軍政、經(jīng)濟系統(tǒng)高層，多是留學或受過高等教育的人物，這些人在成長路徑和心理模式上具有相當?shù)囊恢滦?。從閻錫山主導的地方自治的過程與結果看，儒家人格的新精神，在政治治理與經(jīng)濟建設中起到了調(diào)和“舊有世界”與“新的社會工程”的沖突的作用，使得社會在劇烈的建設進程中不至于因舊觀念與習俗的阻礙而夭折，既能夠保留舊世界的道德凝聚力，又能夠有序地推進社會變革。有一點非常明確，新世界必須在舊土壤上成長，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砸爛一個舊世界，建設一個新世界”的成功案例。這個世界無論哪個部位被砸爛，人類藉以生存發(fā)展的物資、經(jīng)驗、社會基礎，最終都需要修復才能繼續(xù)運行。由此引申，中國人在道德建設上如果不能把傳統(tǒng)文化千錘百煉而發(fā)育成熟的修身（心理建設模式）重新拾起，僅僅依靠現(xiàn)代公民的教育很難恢復與達成一種新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