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曼·羅蘭曾嘆息：“對任何一個正直的人來說，人生都是苦難的，但假如一個正直之人生活在一個混賬的世界，這份苦難于他則更是變本加厲?！睗h和帝之后的東漢，宦官與外戚集團長期慘烈傾軋，彼此構陷打壓，競相培植黨羽、操控朝政，整個社會陷入乾坤失清、災難重重的黑色恐怖之中。暮年的張衡，深感閹豎當?shù)?、朝政日非，以“超埃塵以遐逝，與世事乎長辭”的詩句訣別濁世；晚歲的馬融，面對是非顛倒的現(xiàn)實，沖破禮法禁錮，走向“達生任性”的放達之路。他們是幸運的——張衡死于公元139年，未及見梁冀跋扈與宦官專權；馬融卒于166年，避過了慘烈的黨錮之禍。而更大的苦難，落在了他們身后的人肩上。就這樣，何休一臉愁苦地走進了這段黑暗的歷史。
一、生于濁世：五十四年的荒唐歲月
何休生于公元129年（漢順帝永建四年），卒于公元182年（漢靈帝光和五年），短短五十四年，卻恰逢兩漢四百年中最荒唐、最無恥、最黑暗、最恐怖的時期。漢桓帝時，梁鴻在《五噫歌》中悲嘆“民之劬勞兮，遼遼未央兮”，字字泣血；漢靈帝之際，趙壹在《疾邪詩》中怒斥“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句句含憤。這些詩句與張衡的《四愁詩》、秦嘉的《贈婦詩》一同，成為那個時代的血淚見證，既是文學的表達，更是歷史的控訴。
何休的一生，貫穿了漢順帝、沖帝、質帝、桓帝、靈帝五朝。他出生于任城樊（今山東濟寧）的貴胄之家，父親何豹曾任少府，位居九卿，屬于東漢朝廷的核心官僚階層。在極端講究閥閱門第的東漢，這樣的出身本可確保他宦途亨通——兩漢選官以察舉、征辟為主，輔以“任子”制度，凡秩兩千石以上官員任職滿一定年限，即可舉薦兒子為郎官。劉向因父劉德任宗正而十二歲為輦郎，馬融也因父馬嚴為將作大匠而獲任子資格，這一制度造就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的政治格局，朝堂之上隨處可見開國功臣的后代。
然而，何休卻與當時多數(shù)世族子弟不同?！逗鬂h書·儒林列傳》記載他“為人質仆訥口，而雅有心思，精研‘六經’，世儒無及者”。少年成名的他，本可憑借父親的地位以“列卿子”身份詔拜郎中，卻以“非其好也”為由，辭疾而去；州郡多次征召為官，他亦一概拒絕。這份對官場的疏離，既有潛心學問的讀書人本色，更源于他對現(xiàn)實的清醒認知——二十歲的何休，用儒家“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的準則打量世界，看到的是外戚梁冀不可一世、濫殺無辜，是朝堂之上正直者被廢黜、奸邪者當?shù)?，是整個王朝的頹廢敝敗。這樣穢臭的官場，他不愿置身其間。
彼時，眾多正直之士早已選擇逃離?；矢σ?guī)因嚴厲指責梁冀狂妄，對時政絕望后托疾免歸，“以《詩》《書》教授，門徒三百余人，積十四年”；陳蕃“初仕郡，舉孝廉，除郎中。母憂棄官。州辟別駕從事，復棄去。公府舉方正，不就”。值得注意的是，陳蕃是皇甫規(guī)的弟子，而何休，正是陳蕃的門生。這種師承關系，不僅是學術的傳承，更是人格與理想的延續(xù)。
二、師門傳承：從皇甫規(guī)到陳蕃的正直血脈
男人對男人的傾心，往往源于對對方人格、智慧與思想的認同。陳蕃于何休而言，便是這樣的存在。拒絕了任子特權與州郡征召的何休，當陳蕃征辟他時，卻“欣然有歸”，高高興興地前去報到，《后漢書·儒林列傳》記載“太傅陳蕃辟之，與參政事”。這份例外，源于陳蕃在士林中的崇高聲望與強大人格感召力。
王勃《滕王閣序》中“人杰地靈，徐孺下陳蕃之榻”的典故，便印證了陳蕃的待人之誠?！逗鬂h書·徐稚列傳》載，徐稚屢辟公府不起，陳蕃任太守時以禮請他署功曹，徐稚雖赴任卻僅謁見后便退去，陳蕃在郡中不接賓客，唯獨為徐稚特設一榻，待其走后便懸掛起來?！顿Y治通鑒》中則記載陳蕃為樂安太守時，對高潔之士周璆亦如此相待。無論榻的主人是誰，都可見陳蕃在世人心中的分量——他以高尚的品格與正直的操守，成為亂世中的一盞明燈。
陳蕃的正直，源自其師門傳承。他的老師皇甫規(guī)，便是一位以剛正聞名的學者?；矢σ?guī)因彈劾梁冀黨羽而遭迫害，卻始終堅守本心，歸隱后仍以講學授業(yè)為己任。這種“以高尚為麻搓繩，用正直結套，將自己活活吊死”的悲壯，在皇甫規(guī)身上體現(xiàn)得淋漓盡致，更傳遞給了弟子陳蕃。
陳蕃的一生，始終踐行著少年時的志向。十歲時，他便對父親的朋友說出“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的豪言，這份用世之心與廓清塵世之志，貫穿了他的仕途?！逗鬂h書·陳王列傳》詳細記載了他的剛直之舉：
- 李膺任青州刺史時，屬城官員聞風引去，唯有陳蕃以清績留任，彰顯廉潔本色；
- 大將軍梁冀威震天下，派人向陳蕃請托，陳蕃拒不接見，使者詐求謁見，他怒而答殺使者，因此被貶為脩武令；
- 零陵、桂陽山民叛亂，公卿主張討伐，陳蕃上疏直言叛亂源于官吏貪虐，請求嚴懲貪官、選任清賢，因忤逆權貴被貶為豫章太守；
- 白馬令李云抗疏諫言觸怒桓帝，陳蕃上書相救，因此被免歸田里；
- 任光祿勛時，與黃琬共典選舉，不偏權富，遭勢家誣陷，再次被免。
在與宦官集團的對抗中，陳蕃與太尉李膺、河南太守王暢逐漸形成清流集團核心。《后漢書·黨錮列傳》稱，桓靈之際“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他們以澄清天下為己任，激揚名聲、互相題拂，裁量執(zhí)政，成為黑暗中的一道光。何休投身陳蕃麾下，不僅是入朝參政，更是選擇了與師門一脈相承的正直道路。
三、黨錮之禍：卷入時代漩渦的學者
何休追隨陳蕃時，東漢的政治矛盾已達到臨界點。外戚梁冀被誅后，宦官集團迅速崛起，單超、左悺等“五侯”作威作福，虐遍天下。清流士人對宦官專政的不滿日益加劇，雙方的沖突一觸即發(fā)。作為陳蕃的門生與幕僚，何休不可避免地卷入了這場政治風暴。
公元166年，第一次黨錮之禍爆發(fā)。司隸校尉李膺因處死宦官黨羽張成之子，被宦官誣陷“養(yǎng)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傅壅鹋铝畲饵h人，李膺、杜密等二百余人被捕入獄。陳蕃作為清流領袖，上疏極力勸諫，稱“今日所戮，皆海內人譽，憂國忠公之臣”，請求赦免黨人，卻因此觸怒桓帝，被罷免太傅之職。
何休因是陳蕃的門生，也被牽連其中。《后漢書·儒林列傳》記載，黨錮之禍起，“蕃被誅，休坐廢錮，乃作《春秋公羊解詁》，覃思不窺門，十有七年”。陳蕃被處死，何休則被罷官廢錮，從此退出官場，潛心學術。這場災難，徹底改變了他的人生軌跡——從參政議政的士人，轉變?yōu)殚]門著述的學者。
廢錮期間的何休，并未沉淪。他將對時代的悲憤、對儒家理想的堅守，全部傾注于《春秋公羊傳》的研究之中?！榜疾桓Q門，十有七年”，十七年的閉門苦讀，他不僅對《公羊傳》進行了系統(tǒng)注解，更構建了一套完整的公羊學理論體系。《春秋公羊解詁》一書，以“微言大義”為核心，闡釋《春秋》中的王道思想、夷夏之辨、大一統(tǒng)觀念，成為漢代公羊學的集大成之作。
何休的公羊學研究，并非脫離現(xiàn)實的空談。在注解中，他借《春秋》之義，暗諷東漢末年的政治黑暗：通過“大一統(tǒng)”批判宦官外戚專權、分裂朝政；通過“夷夏之辨”強調道德秩序，斥責奸邪之徒亂政；通過“三世說”（據(jù)亂世、升平世、太平世）寄托對理想社會的向往，暗含對現(xiàn)實的否定。這種“以經議政”的方式，既是漢代今文經學的傳統(tǒng)，更是他作為儒家學者“經世致用”理想的延續(xù)——即便無法置身朝堂，也要以學術為武器，堅守儒家的精神陣地。
四、公羊學殿軍：承前啟后的學術豐碑
漢代公羊學始于董仲舒，經過眭弘、夏侯始昌、夏侯勝等學者的發(fā)展，逐漸成為今文經學的核心流派。公羊學以闡釋《春秋》“微言大義”為特色，強調“大一統(tǒng)”“天人感應”“三世說”等思想，既是學術體系，也是政治理論，對漢代的政治決策與社會思潮影響深遠。而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則標志著漢代公羊學達到頂峰，他也因此被稱為“漢代《公羊》學之殿軍”。
何休的公羊學成就，首先體現(xiàn)在對《公羊傳》的系統(tǒng)注解上。在此之前，公羊學的闡釋多分散于各家之說，缺乏統(tǒng)一的體系。何休在吸收前人成果的基礎上，對《公羊傳》進行了全面梳理，明確了“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等核心概念：
- “三科九旨”是公羊學的核心理論，“三科”即“存三統(tǒng)”“張三世”“異內外”，“九旨”則是對“三科”的具體展開，涵蓋了歷史觀、政治觀、民族觀等多個維度；
- “七等”是對諸侯等級的劃分，體現(xiàn)了“尊王攘夷”的思想；
- “六輔”是對治國理政方法的總結，強調道德教化與制度建設；
- “二類”則是對《春秋》褒貶原則的概括，區(qū)分了“常道”與“變道”。
這些概念的提出，使公羊學形成了邏輯嚴密、體系完整的理論架構，為后世公羊學的發(fā)展奠定了基礎。
其次，何休的公羊學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他生活的東漢末年，大一統(tǒng)政權名存實亡，社會秩序崩塌，道德淪喪。因此，他在注解中特別強調“大一統(tǒng)”思想，認為“《春秋》大一統(tǒng)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主張加強中央集權，反對分裂割據(jù)；通過“張三世”說，將歷史分為據(jù)亂世、升平世、太平世，既解釋了歷史發(fā)展的規(guī)律，也暗含對現(xiàn)實“據(jù)亂世”的批判，寄托了對“太平世”的向往；“異內外”則強調華夏與夷狄的區(qū)別，以華夏文化為正統(tǒng)，斥責破壞文化秩序的行為，這既是對漢代“尊王攘夷”傳統(tǒng)的繼承，也是對當時宦官外戚亂政、敗壞綱常的間接批判。
此外，何休的學術方法也極具創(chuàng)新性。他采用“以經解經”的方式，通過《春秋》本文與《公羊傳》的相互印證，闡釋其中的微言大義，避免了主觀臆斷；同時，他注重文字訓詁與義理闡釋的結合，既保證了注解的準確性，又深化了對《春秋》思想的理解。這種嚴謹?shù)闹螌W態(tài)度，使《春秋公羊解詁》成為漢代經學的經典著作，對后世產生了深遠影響。
魏晉之后，隨著古文經學的興起，今文經學逐漸衰落，公羊學也一度沉寂。但何休的《春秋公羊解詁》卻流傳下來，成為后世公羊學者研究的重要依據(jù)。清代中后期，公羊學復興，龔自珍、魏源、康有為等學者都以何休的注解為基礎，借公羊學“三世說”“大一統(tǒng)”等思想，宣傳變法維新、救亡圖存的主張，使公羊學成為近代中國思想變革的重要理論資源?？梢哉f，何休不僅是漢代公羊學的“殿軍”，更是連接古代與近代公羊學的橋梁。
五、亂世堅守：儒家學者的精神底色
何休的一生，是儒家學者在亂世中堅守本心的縮影。他出身世族卻拒絕官場誘惑，追隨陳蕃卻因黨錮之禍被廢錮，最終以學術為武器，堅守儒家的理想與信念。在那個“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錢”的時代，他始終保持著“質仆訥口”的本色，以“精研六經”的執(zhí)著，在黑暗中點亮了學術的明燈。
他的堅守，體現(xiàn)在對儒家道德的踐行上。面對外戚宦官專權、政治黑暗的現(xiàn)實，他以“邦無道則隱”的準則拒絕同流合污，即便被廢錮，也未放棄對儒家理想的追求；他的堅守，體現(xiàn)在對學術的執(zhí)著上，十七年閉門著述，“覃思不窺門”，將全部心血傾注于《春秋公羊解詁》，以學術傳承儒家精神；他的堅守，更體現(xiàn)在對時代的責任上，借公羊學的“微言大義”暗諷時政，寄托對清明政治的向往，踐行了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tǒng)。
與張衡、馬融相比，何休的人生更為悲苦。他親歷了第一次黨錮之禍，目睹了師門陳蕃的慘死，承受了被廢錮的命運，更見證了東漢王朝一步步走向滅亡。但他并未像馬融那樣“達生任性”，也未像張衡那樣歸隱田園，而是選擇以學術為陣地，堅守儒家的精神家園。這種堅守，比歸隱更艱難，比放達更執(zhí)著——他用筆墨代替刀劍，用經義代替吶喊，在學術的世界里，構建了一個符合儒家理想的“太平世”。
公元182年，何休病逝于漢靈帝光和五年。此時，東漢王朝已瀕臨崩潰，兩年后，黃巾起義爆發(fā)；六年後，董卓之亂爆發(fā)，天下陷入軍閥割據(jù)的混戰(zhàn)之中。何休未能看到王朝的覆滅，但他留下的《春秋公羊解詁》，卻成為亂世中的一座學術豐碑，傳承著儒家的精神血脈。
何休的意義，不僅在于他是漢代公羊學的集大成者，更在于他展現(xiàn)了儒家學者在絕境中的堅守與擔當。在那個“乾坤失清”的時代，他以學術為舟，承載著儒家的“大一統(tǒng)”理想、“仁政”思想與“經世致用”精神，穿越千年時光，依然閃耀著智慧的光芒。他是漢代《公羊》學的“殿軍”，更是儒家精神的忠實守護者——在黑暗中堅守光明，在絕望中寄托希望，這便是何休留給后世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